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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唱好戏，吃好饭，就是本分。在清朝，所谓艺人就是伶人，唱戏的。过去倡优并称，都是下九流，子孙不能应科考。下九流的人物，当然不入社会主流，政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轻易不往那头靠——靠上去，也没人接。
可也不是从来如此。五代后唐那个小皇帝李亚子，自己混在戏子堆里演戏，伶人可以抽他的嘴巴，抽完了还没事。用戏子治国，谁又能把他怎么样？那是伶人最风光的一段日子，可惜只有那么一段，后来的世道，再没给过他们第二次。
不能干政的艺人，不见得没有政治倾向。太平天国造反，虽然同为底层社会的阶级弟兄，艺人却没有喜欢这帮造反者的——因为天国禁止娱乐，吃开口饭的没了饭辙。砸人饭碗，比什么都伤人，戏班子里这点账，算得比谁都清楚：什么兄弟不兄弟，先得能开锣。
不光不喜欢，还要编戏踩一脚。一般来讲，本朝发生的事很少入戏。可有一出《铁公鸡》，讲清军大将张国梁力擒太平军将领铁公鸡，偏偏成了经典，一直到清朝覆灭还有人在演。前些年我还曾在潘家园淘到过这出戏的剧照。戏台上的立场，有时比奏折还直白。
所有的造反者，唱戏的都不喜欢。因为这帮人叫人唱戏，给钱不给钱，全在首领的一念之间，唱完了赏不赏、赏多少，全凭人家当天的心情。有的疯子，索性抢了戏班的行头，拿去做他们创立新朝的朝服。行头是戏班的命根子，抢了行头，等于砸了整班的招牌。
反过来，在乡野里走动的跑台艺人，迎合民众，编两出排外打教的戏，也是有的。天津教案烧了望海楼教堂，就出过一出《火烧望海楼》，那一阵儿很火，台底下叫好声一片。台下的叫好就是饭碗，谁跟饭碗过不去呢。民间的戏，本来就长在民间的情绪上。
到了庚子，义和团闹起来，艺人们就分成了两拨。一拨儿跟着义和团闹腾，杀洋灭教，耍大刀；还有一拨儿被当成二毛子，被到处追杀。当年的名伶孙菊仙，就有被说成二毛子的遭遇，没辙，只能逃出北京。同一行的人，一夜之间站到了两头。
庚子时节跟八国联军有过合作的齐如山，后来参与了梅兰芳的戏改。把那位已经很受在京西洋人喜欢的梅郎包装一下，走出国门，去了美国、俄国，也去了日本。在日本，还拉起了一堆“梅党”。戏是中国的，看戏的人，渐渐成了外国的。
这么看，艺人在政治上似乎挺糊涂。但得说一句，过去那句“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其实是句骂人的话。被贬为下九流的人，恰恰对“义气”这两个字看得很重。越是在人下，越把这两个字当回事。台上唱的是别人的悲欢，台下守的是自己的脸面。脸面这东西，越是位子低的人，越舍不得丢。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在故人灵前烧掉债券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层情义。这样的事，晚清还有不少：达官贵人发达的时候，对自己相好的艺人一掷千金；没落了，反倒要靠已经红起来的艺人接济。谁红谁不红，是台上的事；谁欠谁的情，是台下的事。
张勋就是个例子。复辟之前，他唱堂会出手大方，所以进京复辟前后天天唱大戏，当年的当红艺人个个都来，卖力地唱。复辟失败，他逃到荷兰使馆，艺人也会去见他。张勋下野到天津做寓公，没了势力，过生日，北京的名艺人照样都去，不给钱也唱，排不上还要争。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只要见到过去的故人因为汉奸罪流落不偶，就会偷偷接济他们一点钱。尽管他自己抗战期间蓄须明志，不肯登台，却会因为这些故人曾经捧过他，伸出手去。台上的立场，台下的情分，他分得很清。分得这么清的人，心里其实有一杆秤。
北京的梨园行，有个铁打的规矩：每年过年，名角儿要一起唱上三天的义务戏，所得收入全部用来接济贫苦同行。这叫“窝头会”，意思是给落魄的穷艺人挣个窝头钱。这三天，再牛的角儿也没有推的，能上台的都来，那戏，好着呢。挣来的钱，不给自己，给那些上不了台的同行。
当然，在强权面前，艺人多半硬不起来，一般来说只能躲着走、顺着来。政府、军人、帮会、土匪、地痞，一个都得罪不起——不是不想用强，是用不起强。真横一回，整个班子都没饭吃。骨气这两个字，得有饭吃才谈得起。所以他们的硬，都藏在别处——藏在不占人便宜，藏在故人落难时的那一把。
艺人也讲政治。只是他们讲的政治，是“非政治的政治”，看重的只有一样：义气。如果有一天，艺人们连义气都不讲了，那么，不是政治变坏了，就是艺人们堕落了。前一句是世道的事，后一句是自己的事。世道的事，个人管不了；自己的事，总还管得了。他们守的那点义气，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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