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日，苏州监狱外，陈公博被押赴刑场。这个曾经站在汪伪政权核心位置的人，走到生命尽头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临刑前，他留下了表示悔恨的话，但法律并没有因为迟来的表态而改变判决。
陈公博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投敌者。他曾参与早期革命活动，后来却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身份越高，影响越大，所承担的责任也越重。抗战胜利后，他被押回受审，最终被判处死刑。那句“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终究没能抵消他在战争中造成的后果。
汪精卫的结局，则带有另一层意味。1944年11月，他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至死没有等到所谓政权的“成功”。他的遗体后来被运回南京安葬，抗战胜利后，坟墓遭到破坏，遗骨也未能保存下来。
汪精卫早年曾以革命者形象活跃于政坛，甚至留下过慷慨激昂的诗句。正因为如此，他后来的转向才格外引人痛恨。一个人可以在政治上犯错，却不能在民族危亡之际，把国家利益让给侵略者。陈璧君后来为丈夫辩护，但这并没有改变汪精卫在历史上的定位。
周佛海的经历更像一面反复转动的算盘。他曾是中共早期成员，后来投靠国民党，又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骨干。日本投降前后，他试图凭借旧关系为自己寻找退路，但最终仍被捕受审。
1946年，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个结局没有刑场上的枪声，却同样意味着政治生命和个人名声一并终止。所谓见风使舵，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利益，却很难逃过局势清算。
有意思的是，李士群甚至没有等到日本战败后的审判。作为汪伪特务机构“七十六号”的重要人物，他长期替日本方面从事搜捕、审讯和镇压，手上沾染了大量血债。1943年9月，李士群在苏州被日本方面毒杀，具体经过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但死于日本控制体系之下，是较为公认的事实。
他曾依靠日本势力掌握他人生死，最后却死在自己所依附的权力手里。这种结局并非偶然。特务可以被利用，却很难被真正信任；一旦失去价值，原先的地位反而可能成为危险来源。
傅筱庵的死，更直接，也更突然。这个曾任上海市长的人，在日军占领上海后选择合作。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他在上海家中被仆人朱升持刀杀死。案件背后有私人积怨，也有社会环境的复杂因素，不能简单概括为一句“仆人看不惯卖国行为”。
但无论具体动机如何，傅筱庵的身份和死法，确实形成了强烈反差。曾经身居高位，出入有随从，最后却在自己的住所内遭到近身之人袭击，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保住。
王克敏是华北地区较早投靠日本的政客之一，曾出任伪临时政府首脑。日本投降后，他被捕并关押于北平炮局监狱。羁押期间，王克敏服毒自尽，时间在1945年秋季。
服毒并不能改变他在伪政权中的责任。对他来说，死亡或许避开了公开审判，但没有避开历史记录。个人可以结束生命，留下的政治选择却不会随之消失。
王揖唐的结局发生在1948年9月10日。这个曾任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人，在北平被执行枪决。有关刑场细节，后来的叙述有夸张成分，不能把每个数字都当成确证。不过他在临刑前表现出的慌乱和求生欲，确有相关记载。
王揖唐早年也是北洋政坛人物，后来却在民族危亡时站到了日本一边。一个熟悉政治规则的人，未必真正理解政治责任。枪决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不了他在历史档案中的污名。
张景惠的晚年，落在了战犯管理所。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后，他担任伪满国务院总理，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重要傀儡。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伪满洲国迅速瓦解，张景惠被俘，后被移送抚顺战犯管理所。
那时的张景惠已经年老。1959年，他病死于管理所。与那些被立即处决的人相比，他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关押和审查，也见证了自己依附的政权怎样消失。
梁鸿志曾在南京组织伪维新政府，后来并入汪伪体系。他本人喜欢收藏字画和古董，抗战胜利后试图藏匿于苏州，却在1946年被捕。有关他被捕时携带古玩一事，流传颇广，但细节不宜过度渲染。
梁鸿志被判处死刑并执行。那些曾经被他视为身外珍藏的器物，最终被依法处理，个人收藏无法成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
江朝宗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在北洋时期曾担任代理国务总理，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伪市长。1943年，他因病去世，因而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后的审判。
法律制裁有时会受到时间和现实条件限制，但历史评价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有人死于牢狱，有人倒在刑场，有人被亲近之人杀死，也有人在战败前病亡。结局各不相同，留下的责任却有共同指向：在民族危亡关头选择依附侵略者，换来的只能是短暂权势，以及无法抹去的历史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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