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北京，李先念按约来到徐向前家中。两位老战友原本商定，一同前往医院看望詹才芳。进门后，李先念便问何时出发，徐向前却没有起身，只坐在那里叹了口气。
“不去了，那件事还没办好。”徐向前语气沉重，“见了老同志，我不好交代。”
李先念听出事情不寻常，便追问究竟是什么事。徐向前说，詹才芳病情反复，能否留在北京休养治疗的申请，已经办理了近三个月，却迟迟没有明确结果。
这件事的起因，要从詹才芳住进北京医院说起。1982年，时任广州军区顾问的詹才芳病情加重，广州军区总医院考虑到北京医疗条件较好，便安排他转到北京治疗。
消息传开后，许多老同志前去探望。徐向前当时也在北京住院，听说詹才芳来了，专程到病房了解情况。詹才芳告诉他，广州方面认为北京有相关专长的医务人员，转诊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詹才芳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徐向前、韩先楚等人多次到病房看他，既询问治疗，也陪他谈起往事。对于一位长期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种陪伴并不只是寒暄。
一次查房时，主治医生当着徐向前的面谈到病情。医生认为，詹才芳如果能一直留在北京，治疗会更方便；若频繁往返广州和北京，身体恐怕难以承受。
医生离开后，徐向前没有绕弯子，直接劝道：“你已经退居二线，工作不多，身体又不好，留在北京休养吧。”他还表示，自己会向总政治部反映情况，请有关方面协助办理。
詹才芳却有些迟疑。他担心自己的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也怕因为个人治病给组织增加麻烦。徐向前劝他不要多想，指出他参加革命多年，身体确实有困难，提出在京治疗和休养，是合情合理的请求。
随后，徐向前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详细说明詹才芳的病情、治疗需要和实际困难，希望能够将其安置在北京。余秋里对此很重视，表示将尽快向军委请示。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虽然身份很高，却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句话就能解决的小事。军队干部安置涉及组织关系、待遇衔接和医疗安排，需要履行报告程序。当时相关政策也并非每一项都有现成规定，办理自然不会像普通探望那样简单。
李先念听完情况后，对徐向前说，类似事项需要中央批准，程序不能省略。他表示，回去后再向余秋里了解进度。正因为这份承诺，才有了开头那场原本准备出发却临时取消的探望。
不久，李先念专门向余秋里转达了徐向前的关注。余秋里随后向徐向前报告，军委首长已经批准，广州军区将接到正式通知，办理詹才芳有关关系转接和在京休养事宜。
徐向前得知后十分高兴。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医疗安排，更是对老战友多年革命经历的照应。詹才芳参加革命较早，红军时期长期在徐向前领导的部队中工作，二人共同经历过艰苦的战争岁月。
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曾任师长、方面军总指挥，詹才芳则先后担任团政委、师政委和军政委等职务。两人之间虽有上下级关系，却也是同一支部队中长期并肩作战的老同志。
詹才芳的革命资历也颇为深厚。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许世友，早年还曾在他麾下任副军长。正因如此，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都尊称詹才芳为老首长。军衔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这种关系的分量。
留在北京治疗后，詹才芳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医疗照护。1984年，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因抢救及时，转危为安，但此后长期卧床。1992年底，詹才芳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直到这位老部下生命的最后阶段，徐向前等人仍一直惦记着他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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