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江南驿路上，一名外地客商赶着车进城，最担心的往往不是路远，而是遇上不明码标价的车夫、船夫，或是漫天要价的店家和牙人。民间那句“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正是在这种生活经验里流传开的。
这句话听着狠，甚至有些骇人。可它并不是官府律令，更不是说这几类人真的“无罪也该处死”，而是旅人对一批容易接触外来者、又掌握信息差的从业者所发出的怨言。
“车”指赶车的人，“船”指摆渡或行船的人，“店”多指旅店伙计和店主，“脚”通常指脚夫、挑夫一类靠体力运送货物的人，“牙”则是牙人，也就是替买卖双方牵线、从中收取佣金的中间人。不同地区的解释略有出入，但大体都离不开这五种谋生者。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外地人离不开他们，却很难真正了解他们。客商到了陌生地方，不知道路程远近，也不熟悉当地价格，只能听车夫安排；货物要转运，得雇脚夫；买卖房产、牲畜或货物，又常常要通过牙人撮合。
这就形成了微妙的关系。旅客需要他们，他们也有机会利用旅客的急切。车夫可能绕路，船夫可能临时加价，店家可能缺斤少两，牙人则可能两头收钱。至于这些事情是否普遍，不能一概而论，但吃亏的人往往记得最牢，久而久之，个别人的做法便被扣到了整个行业头上。
有意思的是，这句俗语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杀”字，而是“无罪”二字。它承认这些人未必真的犯法，却又在情绪上把他们视作“该受惩罚”的对象。换句话说，这是民间偏见的极端表达，并非对事实的准确判断。
明清时期，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驿站、码头、集镇、会馆附近都需要大量车夫、船夫、脚夫和店伙计。他们常年奔波，熟悉道路、行情和各色人物。对于初来乍到的客商而言，这些人既是向导，也是必须提防的对象。
牙人的处境尤其复杂。他们熟悉市场，能够替双方估价、传话、立契，在交易中确实发挥了作用。可一旦交易出了纠纷，买卖双方往往都怀疑牙人偏袒另一边。中间人两头不讨好，却又容易被认为“吃两份钱”。
车夫和船夫也不是轻松的角色。赶车要照料牲口，行船要看风向水势，脚夫则靠肩挑背扛换取饭钱。遇上雨雪、夜路、险滩，稍有不慎便可能伤人伤己。许多人没有固定雇主，收入随着货源和季节变化，生病或牲口受伤，都可能让一家人的生计断掉。
正因为生活艰难，一些人会在计价、称量、搬运上动手脚；但也有许多车夫、船夫规规矩矩，靠辛苦劳动养家。把整个群体都说成“该杀”，既不公道，也掩盖了旧社会中契约不明、监管薄弱、申诉无门的现实。
当时的旅客若被坑骗，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出了城，店家可以不认账；船一开，客人便失去主动；货物交给脚夫后发生损坏，责任也常常说不清。有人只好忍气吞声，有人则用更激烈的方式报复，于是怨恨在口耳相传中越积越深。
民间常说：“这一路上的人，哪个都得防着。”另一人或许会回一句：“防人可以，不能把好坏一锅端。”这类争论，恰恰说明普通人也明白其中有冤枉，只是面对现实风险时，宁愿先把最坏的可能想在前面。
还要看到，古代社会十分看重身份秩序。车夫、脚夫、店伙计大多没有功名，也缺少稳定的社会保障；牙人虽懂行，却常被视为逐利之徒。职业地位低，加上他们与钱货、交通、住宿直接相连，便很容易遭受轻视。
因此，“无罪也该杀”并不是对某个行业的客观评价，而是旅人在屡次受骗、无处申诉之后形成的粗暴判断。它包含真实的社会经验，也夹杂着夸张、迁怒和阶层偏见。把俗语当成事实，便会误解那些靠苦力谋生的人；把它放回当时的交通、交易和治安环境中，才更能看出这句话为何流传得如此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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