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左宗棠与李鸿章都已是清廷倚重的重臣，然而两人的处境却截然不同：一个战功赫赫，却在中枢屡遭排拒；一个饱受非议，却始终稳居权力核心。
这组反差，正是评价左宗棠与李鸿章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论军事功绩、个人操守和对国家疆域的贡献，左宗棠确实更为挺拔；若论处理同僚关系、经营政治局面以及在复杂官场中自保，李鸿章明显老练得多。
两人年龄相差不大。左宗棠生于1812年，李鸿章生于1823年，李比左小十一岁。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李鸿章则在1847年考中进士。科举出身的差别，早早决定了两人在仕途起点上的不同。
更微妙的是，两人都与曾国藩有过密切交集。左宗棠曾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则是曾国藩亲自提携的门生。曾、左之间后来关系紧张，曾、李之间却长期保持师生情分。这层关系，不能简单解释一切，却确实影响了两人在官场上的进退。
左宗棠的长处十分鲜明。他判断大局快，敢于承担责任，遇到军事难题时不喜欢绕弯子。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新疆。1875年，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清军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大部。此功对于维护西北疆域，分量极重。
但长处用过了头，也会变成短处。左宗棠自信极强，言辞锋利，遇到不同意见时常常不给对方留下台阶。这样的性格在军营里可以形成号召力，放进中枢，却容易变成树敌的根源。
李鸿章恰恰相反。他未必总有左宗棠那样的决断，却很懂得观察形势。对上，他能揣摩朝廷各方势力；对下，他愿意维持表面上的体面；对同僚，则往往不把矛盾一次说尽。有人批评他圆滑，这种批评并非全无依据，但圆滑也成了他长期掌权的重要手段。
同治年间剿捻，是两人关系恶化的关键阶段。西捻军进入直隶后，军事部署出现分歧。李鸿章倾向于利用河道和交通线构筑封锁，逐步压缩对手活动范围；左宗棠更相信主动追击，主张以分路进剿迅速解决战事。
两种办法各有依据，但战场结果往往只认成败。清廷最后更多采纳了李鸿章的部署，西捻军被消灭后，李鸿章获得更高层级的奖叙。左宗棠对此并不服气，随后又对战果认定和具体功劳提出质疑，双方积累的芥蒂由此加深。
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并不是没有道理。他对军队战果、将领功劳极为敏感，担心朝廷误判事实，也担心湘军系统被淮军压过。但官场并不只看道理，还看表达方式。该争的时候必须争，如何争、争到什么程度，同样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处境。
李鸿章的优势就在这里。他很少把所有锋芒都摆到台面上。即便对左宗棠不满，也常通过奏折、幕僚和人事关系迂回表达。左宗棠则更习惯正面出击，痛快是痛快，却容易让旁人产生“难以共事”的印象。
1875年以后，围绕海防与塞防，左李又形成鲜明对照。左宗棠坚持新疆不可轻弃，李鸿章更重视北洋海防。两人的判断并非简单的忠奸之争，而是清廷财力有限时，对战略重点的不同选择。左宗棠后来抬棺出征，推动收复新疆，确实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不能自动转换成中枢政治资本。1881年，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并兼管兵部事务，试图把外任时的强硬作风带入中央。结果，他与恭亲王集团及部分军机大臣相处不洽，甚至受到公开讥讽。
左宗棠很快发现，军机处不是战场。这里没有一声令下便能调动的军队，也没有明确的敌我阵线。每句话都牵涉派系，每个决定都要顾及皇室、官僚和地方督抚之间的平衡。擅长破局的人，未必擅长维持平衡。
李鸿章对此看得更透。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既掌握地方军政，又通过洋务事务与朝廷保持联系。对外谈判和对内周旋，使他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生存方式。甲午战争后，他因签订《马关条约》承受巨大责难，但在此前数十年里，他确实一直是清廷难以替代的政治枢纽。
梁启超曾评价，左宗棠以发扬见长，李鸿章以忍耐见长。这个判断未必涵盖全部事实，却点出了两人的根本区别：左宗棠更像一把锋利的刀，李鸿章更像一张韧性十足的网。
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李鸿章则继续主持北洋事务，直到1901年去世。功业有高下，性情有优劣，做官的本领却是另一套尺度。左宗棠能在危局中开疆拓土，却不善于在同僚之间留下回旋余地；李鸿章未必拥有同样的豪烈，却懂得把个人锋芒藏进制度与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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