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万毅刚结束长达数年的隔离审查，眼疾却已经严重到接近失明。治疗需要时间，也需要医疗条件，他没有回陕西，而是暂住到女儿家中。这个决定看似顺理成章，实际却让一家人陷入了难言的压力。
那时的万毅，组织关系尚未得到正式处理，个人结论也没有完全明确。有人借题发挥，认为女婿没有同所谓“走资派”划清界限。话传到家里，表面上只是几句议论，落到女儿和女婿身上，却可能影响工作和生活。
万毅很快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没有追问，也没有要求子女替自己解释。住在亲人家里，原本是为了看病方便，若因此让孩子们承受额外负担，这位戎马半生的老人显然不愿接受。
有一天，他对家人说：“不能因为我，让你们为难。”话不多，态度却很坚决。眼睛看不清，行动也不方便，他仍决定搬出去住。
万毅并不是没有地方可去。离开女儿家后，他找到了曾经工作过的总参装备计划部，希望老单位能够提供一处住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却也需要履行手续。管理部门逐级请示，最终得到王尚荣副总长批准，他住进了干部宿舍。
宿舍里的人，对他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人知道他的经历，见面时格外尊重；有些年轻干部并不了解这位老人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但无论是否熟悉，大家都没有再给他增加麻烦。对当时的万毅来说，这份平静十分难得。
他的仕途并非靠资历取胜。万毅早年参加东北抗日武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进入延安革命队伍。与许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路走来的将领相比，他加入主力部队较晚，革命履历并不算最深。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工作，他形成了很强的专业判断力。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多个纵队和特种兵部队的领导职务，调动频繁，却始终与部队建设、武器装备和作战保障密切相关。1945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连续当选两届，这在不少资历更老的干部中也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万毅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他从炮兵系统调往第二机械工业部门，后来又担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并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常规武器、导弹和尖端技术，都进入了他的工作范围。
1957年，他随聂荣臻前往苏联，就原子能和火箭技术合作进行谈判。那不是一次普通出访，涉及国防建设的技术基础，也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建立自己的战略工业体系。万毅在其中承担的，是具体而繁重的技术与组织工作。
变化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因汇报工作和有关表态受到牵连，随后离开军队。1960年至1966年，他在陕西林业部门工作。那段日子没有前线硝烟，也没有军队中的显赫职务，生活反而相对安静。他曾希望，就这样把剩余工作踏踏实实做下去。
遗憾的是，平静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后，原有工作中断，万毅被带到北京接受监护，与外界联系受到限制。七年时间里，他既不能正常履职，也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解释。直到1973年，才重新获得自由。
按照当时的安排，他本应回陕西继续工作或休养，陕西方面也曾派人赴京接他。可是，他的眼疾已经十分严重，北京医疗条件较好，专家集中，留下治疗更合适。于是，他才住进女儿家，而不是因为眷恋家庭生活。
真正促使他搬出的，并非亲情出了问题，而是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处境转嫁给子女。一个曾经指挥过部队、负责过国防装备建设的老将军，在晚年面对的不是战场选择，而是如何避免亲人受到牵连。
他住进干部宿舍后，一边治眼，一边等待组织结论。直到1978年，相关问题才得到较为公正的处理。距离他工作中断，已经过去十二年；距离离开军队，也将近二十年。对于一个年过七旬、身体多病的老人来说，这段空白实在太长。
结论明确后，万毅没有只求安稳养老，而是提出希望继续为军队工作。组织上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经历，安排他担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顾问。职务虽已不同往日，但他仍把熟悉的装备建设工作接了起来。直到晚年，他关心的依旧是那些曾经参与筹划、建设并守护过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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