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北京301医院，李敏正在为母亲贺子珍办理转院手续。她原本只是来跑一趟手续，没想到在医院里遇见了冯文彬和叶道英。这个偶然相逢，改变了贺子珍来京后的安排，也让一段母女之间难得的相聚得以延长。

那时的贺子珍，已经在上海华东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1977年中风后，她的行动受到影响，康复过程十分缓慢。身体上的不便只是其中一层，更深的困扰，是她一度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工作的能力。

贺子珍的性格一向要强。井冈山时期，她就是队伍中的老同志，经历过长征，也承担过许多艰苦工作。对她而言，整日躺在病床上接受照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反而容易让她产生“给组织添麻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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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的情绪又受到重创。那位并肩走过艰难岁月的战友离去，使她长时间沉浸在回忆之中。偏偏在她准备重新振作时，中风又让生活突然停顿下来，接连的打击使她很难摆脱低落状态。

亲家孔从洲看出了她的心事。孔从洲是李敏丈夫孔令华的父亲，多年来一直关心贺子珍。他明白，单纯让贺子珍休养，未必能真正解开她的心结，于是向有关方面反映，希望能让她重新获得一份政治身份和参与工作的机会。

这个建议得到了重视。贺子珍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老同志，组织上从未把她看成负担。后来，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消息传到上海时，市委的同志专程到医院告诉她。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贺子珍一再追问。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久久没有说话，眼泪却流了下来。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个职务，更像是一种明确的回应：她仍然受到组织的信任，也仍然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情。

谈话中，上海方面又问她还有没有别的愿望。贺子珍沉默片刻，提出想去北京看看，也想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这个愿望，她起初并没有把握能够实现，只是把藏在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请求很快被上报。中央同意她来北京，并安排她在301医院接受治疗。贺子珍听到这个安排后，精神明显好转，主动要求医生和护士加强康复训练，希望尽快恢复一些行动能力。

“还要麻烦你们多帮帮我，我得争取早点好起来。”她对医护人员说。

贺子珍来京，李敏自然十分高兴。母女二人长期分居两地，上海与北京之间并非无法往来，但李敏有工作和家庭，不能经常前去陪伴。如今母亲要到北京治病，她终于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

李敏原本希望把母亲接到家中照料，但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关方面还是决定让她住进301医院。医院有完整的医疗条件，也便于随时观察病情。于是，李敏开始办理转院手续，才有了那次与冯文彬的相遇。

冯文彬曾在红四军工作，与贺子珍有过共同经历。听说老战友即将从上海来北京，他当即表示欢迎，并说等贺子珍到京后一定前往探望。李敏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斟酌片刻后，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能不能请您代我向中央转达，希望妈妈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

她并不是想改变治疗安排，而是舍不得母亲很快返回上海。更重要的是，贺子珍年事已高，又经历过中风，母女之间能够相互照应的时间十分难得。李敏希望这次来京不只是短暂停留，而能让母亲安心住下来。

冯文彬答应替她转达。有关方面了解情况后，同意贺子珍今后可以根据身体状况和实际需要往返北京、上海，居住时间也不作硬性限定。这个答复让李敏十分宽慰，也使贺子珍在北京的生活多了一层便利。

不久，接贺子珍来京的准备完成。她乘专机抵达北京，曾志、康克清等老同志到机场迎接。贺子珍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下舷梯，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停下来与大家握手寒暄。

机场的迎接并不只是礼节性的安排。对经历过病痛和长期离别的贺子珍而言，那些老战友的到来，让她重新感到自己仍属于那个共同走过风雨的集体。随后，她被送往301医院，开始了在北京的治疗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