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西山一处院落里，邓小平刚从外地回京不久，尤太忠、李达和苏振华登门探望。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再次见面，没有铺陈客套，尤太忠立正敬礼，只说了一句：“你是我老政委。”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两人之间的关系说得很透。邓小平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尤太忠是其麾下第六纵队第十六旅旅长。战场上的上下级，经过生死考验，往往会变成一辈子的交情。
尤太忠的性格很有特点。打仗时，他眉头紧锁，常用三根手指抵住额头，部下便知道旅长正在思考；压住帽檐，是已经拿定主意；脱下帽子，则意味着准备到前沿去。这样的动作，不是故作威严，而是长期战斗形成的习惯。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汝河一带，尤太忠奉命带部队接防大小雷岗，掩护主力渡河。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七个营，对面的敌军却有一个军，双方力量相差悬殊。
战斗前，刘伯承、邓小平来到旅指挥所。炮火已经逼近，尤太忠几次催促首长进入掩体。刘伯承却只交代一句：“小雷岗无论如何都要守住。”邓小平则要求部队坚持到大军全部通过，再拆除浮桥。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命令。小雷岗距离敌军主力很近，阵地一旦失守，渡河部队便可能遭到截击。尤太忠把侧射火力布置在河堤附近，又让守军抢修工事、储备弹药。敌人清晨发起猛攻，炮火掀起大片沙石，阵地几度被烟尘遮蔽。
一个连长倒下，其他人接着顶上。一个班只剩三名战士，阵地仍没有丢。敌军久攻不下，又调集飞机轰炸，大雷岗附近一片混乱，连指挥所的门板也被掀飞。尤太忠拍去身上的尘土，仍留在现场指挥。直到刘邓大军和数百辆汽车顺利渡过汝河，阻击任务才算完成。
这种临危不乱，并非偶然。尤太忠记忆力极强，接受任务后，能够把部队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和抵达地点完整记住。一次，他口头传达纵队命令，等书面文件送到后，各团干部逐项核对，竟没有明显差错。
他曾解释，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别人可以用笔记，他只能往心里记。可在战场上，命令一旦传错，丢掉的就是战士的生命。这种朴素的责任感，比漂亮话更有分量。
长征时期，他也曾在生死线上挣扎。1935年过草地时，尤太忠因饥饿和疾病昏迷不醒，战友们抬着他行军。有人想出办法，让他拽着马尾巴前进，借力减少消耗，他才一步一步撑了下来。
从四川出发时，连队有一百零六人，走出草地只剩五十三人。饿了吃炒面，实在没有食物，便宰马充饥，甚至把牛皮烧洗后煮食。那些牺牲者的名字和模样，尤太忠晚年仍能清楚说出。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回答：“活着的人有什么可吹的。”
也正因为经历过那样的苦日子，他到部队检查时，常常不先问人数，反而问连队养了几头猪。困难时期，部队改善伙食主要靠自力更生，养猪并非小事。尤太忠认为，战士能不能吃上一口肉，是后勤工作是否扎实的直接体现。
1955年，尤太忠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军衔变化没有改变他的作风。他说话直接，部下有事可以当面讲，不必绕圈子。战争中形成的判断力，也让他敢于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有一次行军，前方可能有敌情，参谋长李达让尤太忠找机会提醒指挥部暂缓前进。尤太忠把话说出口后，邓小平很快同意了。老部下之间的信任，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关键时刻建立起来的。
西山探望那天，邓小平给客人递烟，烟盒里的烟并不好。尤太忠口袋里其实带着几支好烟，只是动作慢了一步，没有及时拿出来。离开住处后，他专程赶到京西宾馆，找到一位老部下，买下五条中华烟。
车子很快折返回去。邓小平开门见到他，有些诧异：“你怎么又回来了？”尤太忠把烟递过去：“我给你拿几条好烟来。”邓小平拆开一包，点燃后吸了一口，说：“好久没有吸过这么好的烟了。”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时正在住院的尤太忠要求出院，只说邓小平去世，是一件大事。对于这位曾经的老政委，他没有写长篇悼词，也没有过多言语，仍是那种直截了当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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