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号，星期四。
傍晚五点半，我把锅里的排骨汤转成小火。
锅盖掀开一条缝，白汽扑到脸上，眼镜上蒙了一层。
我拿围裙角擦了擦，顺手把灶台边的油星子抹掉。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摘了手套，掏出来看。
银行的短信，入账五万二，备注写着“年终奖金”。
我盯着那行数字看了两秒。
然后锁了屏，把手机塞回兜里，接着擦灶台。
抽油烟机嗡嗡响，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
小满在屋里写作业，铅笔尖沙沙地刮纸。
我掀开锅盖，往汤里补了半勺盐。
老周六点四十进门，鞋底在门口的垫子上蹭了三下。
“今儿真冷。”他把外套挂上。
“嗯。”我应了一声。
“汤好了？”
“好了。”
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提钱的事。
小满说她数学考了九十二。
老周往她碗里夹了块排骨，说考得不错。
我把萝卜干往他俩那边推了推，我妈上礼拜腌的，切得细，脆。
晚上收拾完厨房，我在阳台上晾衣服。
手机跳出一条公司群消息，是刘爽发的。
“姐几个，年到账了没？我这边刚弹出来，五十二万二。”
底下有人回了个瞪眼睛的表情包。
我把手机扣在洗衣台上，接着晾衣服。
那件藏青色的工作服，袖口磨白了，是我在恒信穿旧的。
我把它翻了个面，挂在衣架上。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闹钟响。
起来熬粥，煎了两个鸡蛋。
小满出门前，我给她把红领巾在脖子上绕好。
“妈，你眼睛有点肿。”她说。
“没睡好。”我说。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大亮，路边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
骑车到城东建材市场，十五分钟。
卷帘门只拉开了一半，我过去用脚顶了一下底部，哗啦一声推上去。
这是老毛病了，别人推不动，我知道该顶哪个位置。
仓库里一股水泥和腻子粉混着的味儿，凉。
我拿起墙角的暖水瓶，往那只用了十年的保温杯里倒水。
杯身侧面磕掉了一块漆，杯盖的胶圈早就硬了。
但保温好，早上倒的，下午还是温的。
八点，人陆续到齐。
刘爽端着豆浆进来，挨个桌分。
“姐，你昨晚在群里咋没说话？”她问我。
“睡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也没多想。
十点半，我去仓库盘货。
吴姐坐在小马扎上，边撕胶带边跟我说话。
她今年四十八，在公司八年，管发货。
“小晚，”她压低声音，“你年终奖多少？”
我没接话，手里的本子翻了一页。
“我拿了五十二万二。”她说，“我拆开手机看的时候，手都抖了。”
她顿了一下，“我以为看错了。”
我还是没说话。
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紧低头撕胶带。
那卷胶带被她撕得嗤啦嗤啦响。
中午吃饭，我在食堂角落坐下。
张波、老曹、陈浩几个人在另一桌，声音很大。
陈浩说：“今年这个数，我寻思着能换辆车了。”
张波说：“换个好点的，别买那种十多万的，丢份。”
陈浩笑：“那你借我点？”
张波说：“滚。”
我把饭盒里最后几口米饭扒完。
洗碗的时候，冯姐站到了我旁边。
她五十二，做账二十多年。
“小晚，”她压低声音，“你那个单子，是陈总亲自定的。”
“哪个单子？”我问。
“就奖金那个。”她说，“她昨天下午把我叫过去，一个一个念的。”
我拧上水龙头。
“念到我这儿，”她说，“她说，林晚那份，按五万二做。”
“哦。”我说。
冯姐看了我一眼。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我干这么多年，这种事见多了。”
“没事。”我说。
我把饭盒扣上，放回柜子里。
回到工位，我打开电脑，把上午的表做完了。
下午三点，陈浩推门进来。
他今年二十八，陈秀君的侄子，进公司三年。
“林姐，”他把一叠单子往我桌上放，“这几个客户我接了，你那边把资料给我拷一下。”
我翻了翻那几张单子。
是我上个月刚谈下来的三个客户，两个小区装修队，一个物业公司。
“这三个是我跟的。”我说。
“陈总说了，让我跑一跑。”他笑嘻嘻的，“姐你忙，我帮你分担点。”
我把单子放回桌上。
“客户资料在我这。”我说，“要用，让陈总跟我说一声。”
陈浩脸上的笑淡了一下。
“林姐，你这话说的。”他说，“都是一家人。”
“那你让你姑来一趟。”我说。
他站了两秒，转身出去了。
门带上时轻飘飘地响了一声。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没睡着。
老周睡得沉，呼吸很匀。
我盯着天花板，想起今年三月的一件事。
三月十八号，下午，陈秀君把我叫进办公室。
她办公室里那盆绿萝长得旺，叶子垂到柜子边。
她给我倒了杯茶，说：“小晚，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我说您说。
她说：“有笔货款，走公司账不方便，想走一下你的卡。”
我手里捧着茶杯，杯子是温的。
“数额多少？”我问。
“八十多万。”她说。
“为什么要走我的卡？”我问。
她笑了笑。
“手续上的事，你别问那么多。”她说，“放心，钱不是你的，走一下就出去了。”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
“陈总，”我说，“这个我不太方便。”
她的笑还在脸上。
“怎么不方便？”
“我个人的卡，进出这么大一笔，”我说，“万一以后查起来，我说不清。”
她端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
“小晚啊。”她说，“你在公司多少年了？”
“十一年了。”我说。
“十一年。”她重复了一遍，“我把你当自己人才找的你。”
“谢谢陈总。”我说，“但这个我真做不了。”
办公室里十几秒没声音。
外面走廊上有人说话，脚步声过去。
她把茶杯放下。
“行。”她说，“那就算了。”
我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在后面说了一句。
“林晚，你是个老实人。”
我没回头。
那天之后，活还是一样多。
但有些事变得不一样了。
四月初，公司新接的一个商砼项目，原本我跟，换成了陈浩。
五月中，我报上去的一笔差旅费，压了将近一个月。
六月，公司搞团建，吃饭时陈秀君一个一个敬酒。
到我这儿，她举了举杯子，说“小晚能喝，让她自己喝”。
七月初，办公室调整工位，把我从靠窗的位置挪到了过道边。
我没说什么。
每天照样七点半到，照样把卷帘门顶开，照样往保温杯里倒水。
八月，我妈住院。
她住在老城区，一个人。我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次。
医生说心脏瓣膜有问题，得做手术。
手术押金八万。
我手里的活期有六万多，老周从公积金里取了一部分。
我原本想着，等年终奖下来，就宽裕了。
九月我妈出院，回家养着。
我每周末过去给她收拾屋子，熬排骨汤。
她总说：“别老来，你忙。”
我说：“我不忙。”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我给她买的保温杯，跟我那只一个牌子，颜色是新的。
“你们公司今年效益咋样？”她问我。
“挺好。”我说。
十月，吴姐跟我提过一次。
她说她听说今年年终奖要发不少。
“去年才发了八万。”她说，“今年听说翻好几倍。”
我说：“那挺好。”
十一月二号，冯姐让我帮她做一份高管个税的说明。
表格上列着公司三个股东全年的薪酬。
陈秀君那一行，写着全年一百三十八万。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
然后照着格式打完了。
十一月八号，我请了一天假。
那天上午，我去了市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在二楼，我取了个号，等了四十多分钟。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姓蒋。
我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
里面是我十四年的工资条、银行流水、劳动合同。
“我要反映个问题。”我说。
“您说。”她打开本子。
“我们公司从二零一一年起，一直按最低基数给我们缴社保。”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实际月工资一万二左右，公司按三千八的基数报。”
她开始记。
“这些年公司发的工资都是分两笔，一笔走卡，一笔发现金。”
“社保只按卡上那笔算。”
她记完，问我要了身份证和复印件。
“材料我们收下了。”她说，“十五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
我出门的时候，走廊里那台饮水机咕咚咕咚响。
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一封挂号信。
信封上印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里面是一张A4纸。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受理通知书》。
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右下角盖着一枚鲜红的章。
我把它折好，夹进家里一个文件夹里。
那个文件夹里还有我和老周的结婚证、小满的出生证明。
十二月十二号，我的手机弹出入账五万二。
晚上公司群里的消息炸开了。
十九个人，除了陈秀君和我，其余入账都是五十二万二。
有人发红包，有人发烟花的表情。
刘爽私聊我：“姐，你到账了吗？”
我回了个“到了”。
她发来一个笑脸，没再问。
第二天中午，冯姐跟我说奖金是她亲自定的。
我说：“知道。”
她说：“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几天家里也有事。
小满期末考完，说想去市里上初中，说同学都去。
老周算了一笔账，择校费、租房、生活费，一个月得多出去三千。
“去就去。”我说。
“你这边……”他看着我。
“我这边没问题。”我说。
晚上他去洗澡，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着。
楼下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有个塑料袋挂在枝上，被风吹得一鼓一鼓。
我回屋，从柜子最底层翻出那个文件夹。
抽出那张受理通知书看了一眼。
又放回去。
十二月二十八号，下午四点。
冯姐到我工位边上，低声说：“小晚，陈总让你上去一趟。”
我把手里的报表存了盘，站起来。
上楼梯的时候，地板在脚下吱呀响。
陈秀君办公室里开着空调，暖。
她那盆绿萝还在，叶子还是那么旺，垂到了柜门那儿。
“坐。”她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给我倒了杯茶。
是今年的新茶，芽尖往上飘。
“小晚，”她开口，“今年公司效益不错，你也看见了。”
“嗯。”
“你干了十四年，从二十几岁干到现在。”她说，“是老人了。”
我没说话。
“我想跟你续个约。”她说，“原来三年一签，这回签五年。”
她把一份合同推过来。
“年薪给你涨三成。”她说，“另外，年底分红另算。”
我拿起合同，翻了两页。
纸是新的，字是打印的，末尾留着我签字的地方。
我把合同轻轻放回桌上。
“陈总。”我说，“我也有一份东西，想给您看看。”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抽出里面那张A4纸。
她接过去。
第一眼看的时候，她大概以为是合同。
然后她看清了那行字。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受理通知书》。
她的手指停在纸面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中央空调在出风。
她看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
“这是你交的？”
“是我交的。”我说。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
后面的话没出来。
她把那张纸放在茶几上，手指还按在上面。
我看着她的手。
她的手不大，布着老年斑，指甲修得很齐。
“我从二零一一年进的恒信。”我说。
“这十四年，我每个月的工资条都留着。”
“公司按三千八给我缴社保，我实际拿一万二。”
“不止我一个。”我说，“刘爽、吴姐、老曹、张波，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公司少缴多少，您心里比我清楚。”
陈秀君没说话。
她低下头，又去看那张纸。
“小晚。”她说，“咱有话好说。”
“我没吵。”我说，“今年奖金我拿五万二，别人拿五十二万二，我一个字没说。”
“今天您找我续五年，我把这个给您看，也没吵。”
她抬起头。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
“我交这个东西是十一月份交的。”
“公司的社保，该补的得补，该罚的得罚，谁说了都不算，得按规定来。”
她把手从纸上拿开。
“五年的合同。”她说，“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我说。
“那你要走？”她问。
“合同到期我不签了。”我说，“还有一个月。”
她往后靠到沙发背上。
眼睛看着窗外，外面是建材市场的院子，有人正往叉车上装货。
“小晚。”过了半晌她开口，“你知不知道，公司要是被查，所有人都得重新算。”
“我知道。”我说。
“他们都会恨你。”
“那也没办法。”我说。
“他们拿五十二万二的时候，也没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陈秀君没再接话。
我站起来，把那份合同拿起来，放回她桌上。
“陈总，那我先下去了。”我说，“明天的货还得发。”
我走出办公室，把门轻轻带上。
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栏杆站了两秒。
电梯门开了，刘爽出来，看我一眼。
“姐，你脸咋这么白？”
“空调太热。”我说。
回到家，老周在厨房做饭。
小满在客厅看电视，听见门响，喊了声妈。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老周从厨房探头。
“事办完了。”我说。
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提公司的事。
小满说她同学家买了只猫，布偶，特别好看。
老周说：“你自己养去，别打我们主意。”
我说：“养猫也行，你负责铲屎。”
小满乐了。
第二天照常上班。
卷帘门还是得用脚顶一下。
保温杯里倒热水，还是有那股淡淡的铁锈味。
吴姐过来的时候，我看她一眼。
她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问我今天的货点到哪了。
上午十点，来了两个人，穿深色衣服，找冯姐拿东西。
中午他们走了，冯姐脸色不好。
下午，陈秀君没来。
后来的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补缴的金额是十一月底核出来的。
公司成立以来所有在职和离职员工的社保差额，加上滞纳金和罚款。
五百多万。
市场里其他老板也议论了一阵子。
有人说恒信摊上事了。
有人说是谁把公司告了，猜来猜去。
没人猜到是我。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五点。
我把工位抽屉清了一下。
一只旧保温杯，一叠便签，两支笔，一本记了五年的账本。
我把账本留在抽屉里。
保温杯洗干净，晾在窗台上。
然后背上包，从侧门出去。
院子里冷，叉车停在墙角，盖着一块遮雨布。
门口卖煎饼的还在，锅里腾着白汽。
我走过去。
“来一个，多加个蛋。”我说。
那天之后，我就没再去恒信上班。
那一个月，我按合同规定，把手上的活交代给了张波。
客户台账复印了三份，一份给冯姐，一份给张波，一份我自己留。
交接单上签了字，日期写的是明年一月三十一号。
过完年，我在家歇了半个月。
每天送小满上学，回来路过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
二月底，建材市场那边风传，恒信裁了人。
陈浩走了，说是回老家开店。
张波也走了。
三月，恒信把店面重新装修，换了个招牌。
有天我去市场那边买菜，远远看了一眼。
卷帘门是新换的，银灰色，看着挺亮。
不用再拿脚顶了。
四月，我在东边一家新开的家居公司上了班。
做的是老本行，跑客户。
老板四十出头，人挺客气。
第一天下班，他拎了个保温杯过来。
“姐，这个是公司发的，一人一个。”
我接过来，新的，没拆封。
我说谢谢。
回家路上，我骑到半道停下来。
从车筐里把那个杯子拿出来看了看。
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只旧的带去了公司。
杯盖的胶圈松了，我用一根橡皮筋缠了两圈。
接满热水，拧紧，搁在桌角。
中午喝的时候，还是温的。
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回我妈那儿。
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我给她买的那只新杯子。
“工作顺当吗？”她问我。
“顺当。”我说。
“那就好。”
她伸手把我拉到旁边坐下。
阳光落在她手背上，斑斑点点的。
“前些日子，”她说，“你姐打电话来，说你以前那个公司出事了。”
“出了点事。”我说。
“跟你有关系没？”
我顿了一下。
“有一点。”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
然后她伸手，替我理了理额前的一绺碎发。
“我闺女，从小就不爱说话。”她说。
“三岁那年摔了胳膊，疼得直哭，也不喊人。”
“就自己蹲在门槛上。”
我笑了笑。
“行了，多大的人了。”我说。
她拿起那个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这杯子好。”她说，“一上午都是热的。”
那天下午我回去，路过一个花市。
我停下来，买了一盆绿萝。
十块钱，小苗，装在塑料盆里。
回家后我把它搁在阳台上，浇了水。
小满放学回来，问那是什么。
“绿萝。”我说。
“养它干嘛？”
“好活。”我说，“给点水就长。”
那天夜里下了点雨。
第二天早上，叶子显得比昨天亮。
我站在阳台上，手扶着栏杆。
楼下有个老人在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我回屋把保温杯灌满，骑车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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