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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现在去一个乡镇,问年轻干部:“你们文化站在哪?”

对方多半会愣一下,然后说:“文化站?好像……挂在党建办吧?”或者“你去问那个谁,他好像兼着。”

你再问:“那文化站长是谁?”

对方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专门的站长了吧,就某某某顺便管着。”

这就是今天乡镇文化站最真实的处境:它没有消失,但它已经不在任何人的视线里了。

一、文化站的“消失”,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是一点点被吃掉的

最早的时候,乡镇文化站是有独立院子的。几间房,一块牌子,一个站长,可能还有个图书管理员。逢年过节,站里组织个篮球赛、唱个戏,村里人都来凑热闹。那时候的文化站,是镇上为数不多的“热闹地方”。

后来,院子拆了,房子腾了,牌子从大门口挪到了某一间办公室的门边上。站长还在,但编制被收回去了,岗位变成了“兼”。再后来,站长调走了,没人补。文化站的活,就散到了各个办公室:农家书屋的台账归了宣传口,电影下乡的联系归了党政办,广场舞的组织归了妇联,文物巡查归了综治。

每个办公室都沾一点,每个办公室都不认账。

到最后,文化站就只剩下一个名字,挂在某个办公室的墙上,像一块没人收的旧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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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站去哪了?不是合并了,是被“消化”了

这些年乡镇机构改革,一轮接一轮。文化站的名字,从“文化站”改成“文化服务中心”,又从“文化服务中心”并进了“社会事务办公室”,后来又跟“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挂到了一起。

名字越改越长,人越改越少,事越改越没人管。

你问现在乡镇里谁负责文化工作,答案五花八门:

“党政办的小张兼着,写材料那个。”

“宣传委员管,但他哪顾得上文化,天天忙意识形态。”

“妇联那个大姐,活动都是她组织。”

文化工作就像一盆被端来端去的花,谁也不说不养,可谁也没真浇水。最后花没死,但也没人记得它开过。

三、最可惜的不是没人管,是“管了也没人看”

说句实话,乡镇文化工作为什么被边缘化?不是上面不重视,是下面实在腾不出手。

一个乡镇,几十号人,要防汛、要防火、要接访、要迎检、要填几百张表格。文化工作?等把眼前这些“要命的事”干完再说吧。

而且文化工作有个特性:它不闹出动静,就没人知道你在干;它闹出动静,又容易变成“不务正业”。

你辛辛苦苦组织一场文艺演出,花了两周时间,搭台子、借设备、拉人头。演完了,领导说“不错”,回头就去忙别的事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两周要是去填表格、写材料,至少还能在考核里露个脸?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让文化工作保持最低限度运转”:台账该补的补,照片该拍的拍,检查来了有东西看,平时没人来也不主动张罗。

文化站不是没人了,是心气散了。

四、消失的不只是文化站,是那个“有人张罗事儿”的乡镇

文化站真正消失之后,乡镇上少了什么?

少了那个逢年过节组织个活动的人,少了那个把留守儿童叫到书屋看看书的人,少了那个拎着音箱去广场上给大姐们放音乐的人。

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小事。没有它们,乡镇照样转。可时间一长你会觉得,这个镇子除了上班、开会、迎检,好像就没什么“生活”了。

文化站的消失,表面上看是机构改革的结果,实际上是基层“精神生活”在一点一点退潮。人们都在忙,都在填表,都在应付检查。谁来管孩子们暑假看什么书?谁来管村里的老人晚上有没有个热闹去处?谁在乎广场上的灯还亮不亮?

没人管了。因为那个该管的人,已经在别的办公室写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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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站还会回来吗?

说句实在话:以“站”的形式回来,不现实了。机构精简是大势,基层缺人缺编是现实,文化工作注定不可能再单独占一个“站”。

但文化这件事,不该跟着“站”一起消失。

它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独立编制,而是一个还愿意张罗的人。哪怕这个人兼着三个口的活,只要他愿意,暑假把孩子组织起来看几本书,过年把村里的锣鼓队拉出来闹一闹,广场上的灯坏了他主动去修一修,这个乡镇的文化就还活着。

体制给不了文化站一个位置,但总得给“文化”留一口气。这口气,不在文件里,不在考核里,在那些还愿意为了一台戏、一场球、一本书忙活的人身上。

乡镇文化站,曾经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它成了墙上的一块旧牌子,和档案盒里的一摞旧台账。

但你我都知道,一个没有文化站的乡镇,不是少了间办公室,是少了点“活气”。

评论区聊聊:你们镇的文化站,现在挂在哪间办公室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