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给儿子缝书包带子，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建国……是我，翠花。"
我手里的针扎进了指头，一滴血珠冒出来，我却感觉不到疼。
两年了。整整两年，这个女人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没寄过一分钱，连过年都没回来。我妈逢人就说儿媳妇在南方打工忙，背地里却偷偷抹眼泪。村里人早就在传，说李翠花跟人跑了，不要这个家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建国，我……我在县医院，我快生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腔，"我没有别人可以找了。"
快生了？
这三个字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我和她分开两年多，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
灶房里飘出红薯粥的香味，儿子小军在屋里写作业，偶尔传出铅笔划纸的沙沙声。院墙外，邻居老张家的狗叫了两声。一切都那么平常，可我觉得天塌了。
"你说什么？"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
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有护士喊"十二床家属"，有轮椅滚过地面的咕噜声。翠花急促地喘了几口气："建国，我知道对不起你……求你来一趟，求你了。我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挂了电话，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秋天的风凉飕飕地钻进领口，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打着旋落下来。我点了根烟，手在发抖。
小军从屋里探出脑袋："爸，谁打的电话？"
"没谁。"我把烟掐了，"进去写作业。"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翠花走之前的样子。那是两年前的正月十六，她拎着一个蛇皮袋子，说跟村里的秀芳一起去东莞进电子厂。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
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一眼就是诀别。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去了县医院。
骑摩托车四十多里地，深秋的冷风刮得脸生疼。我心里骂了自己一百遍——贱不贱？人家跟别人生了孩子，你还巴巴地赶过去。可脚就是不听使唤，油门拧得死死的。
到了医院，我在走廊里一眼就认出了她。
瘦了。太瘦了。两年前她走的时候一百二十斤，圆脸盘，笑起来有酒窝。现在躺在病床上，脸颊凹进去，颧骨高高耸起，要不是那双眼睛，我几乎认不出来。
她看见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抓住我袖子不放。旁边的护士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孩子呢？"我站在床边，声音硬邦邦的。
"昨晚生了，女孩。"她低下头，不敢看我，"建国，我要跟你说实话。"
她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两年的经历。到东莞第三个月，厂子倒闭。秀芳回了老家，她觉得没挣到钱没脸回去。后来经人介绍去了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饭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异男人，对她嘘寒问暖，她心一软就跟了人家。
"他开始对我挺好的，后来就变了。"翠花咬着嘴唇，把袖子撸上去——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新伤也有旧痕。
我攥紧了拳头。
"怀了孕以后，他说孩子不是他的，把我赶出来了。"她声音越来越小，"我没钱，没地方去，在外面流浪了两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回来……"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走廊上有家属端着保温桶来来往往。隔壁床的产妇正幸福地给孩子喂奶，丈夫在旁边削苹果。而我面前这个女人，蓬头垢面，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
我想发火。我准备了一肚子的狠话——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小军吗？你还有脸回来？
可看着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些话全堵在了嗓子眼。
护士抱来一个小婴儿，皱巴巴的，哇哇哭着。翠花伸手去接，手抖得厉害。孩子的哭声尖细，像小猫叫。
"建国，你要是不要我了，我理解。"她抱着孩子，泪珠子一颗颗砸在襁褓上，"你帮我把住院费交了，我带着孩子走，再不回来烦你。"
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医院对面是一排老梧桐树，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地戳向天空。
我想起我妈说的话：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
最后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妈，你炖锅鸡汤，翠花在县医院。"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然后我妈哽咽着说了句："行。"
我交了住院费，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提婴儿纸尿裤。回到病房，翠花怔怔地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别多想了。"我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背过身去，"先把身体养好，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村里人会怎么议论，小军会不会接受，我和她之间那道裂缝能不能补上——我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要是那天没去医院，我这辈子都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有些事，不是因为值得才去做，是因为做了，心里才能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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