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汗窝阔台在位时，朝廷收到了一项更高的税收承诺。
按《元史·耶律楚材传》的记载，此前课银已增至一百一十万两，后来奥都剌合蛮承包征税，把额度提到了二百二十万两。 数目翻了一番。
参与制定赋税、为朝廷筹措财用的耶律楚材，却极力反对。
史书称这种安排为 “扑买课税”。
朝廷把征收交给承包者，承包者保证交纳约定数额，并从征收中谋利。
对朝廷而言，更高的额度是更多进项的许诺；
但报出这个数目的人，不会只负责把银子送来，他还要把银子收上去。
耶律楚材很清楚朝廷需要钱。
他曾建议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各路把簿籍、金帛呈上时，窝阔台还称赞他能使国用充足。
后来议定诸王功臣的赋税收益，他主张由朝廷置吏征收，再按年分给各家，不许他们擅自加征。
钱要收，收多少、谁有权收，也得有约束。
他在制定常赋时，已经遇到过一种意见：定得太轻了。
《元史》记他的回答：“
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凉”，在这里是轻薄的意思。
他担心的是，定规矩时即使从轻，执行中仍可能出现贪取；
以后还会有人拿增加收入作为进身的本事。
若起初就把税定得很重，后来的人再向上加，承受的人还能剩下多少余地？
这句话把眼前的税额，放进了以后的征收里。
今天多收一点，明天有人还能多收，比较起来，后者便显得更有本事。
可每一次被拿来证明本事的增加，都需要交代从哪里来。
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只凭谁敢报一个更大的数目来决定。
本传另记过一次富人承包课税的提议。
耶律楚材指责这些人“罔上虐下”，奏请罢止，获准了。
他并非从来没有拦住过。
可是，当奥都剌合蛮经人引荐，把额度提高到二百二十万两时，事情没有照着原来的结果再走一遍。
一个更高的报价，足以说明承包者愿意作出更高的承诺，却不足以说明民间已经多了相应的财富。
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靠向下催取，那么朝廷多得的银子和承包者所求的利益，都要由被征收的人来支撑。
收入写在这边，吃紧的日子却在另一边。
《孙子兵法·作战》说：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原文谈的是战争： 只看取胜的好处，不看兵力、财货的消耗，便算不清用兵之利。
借这句话看包税之争，重要的也是把漏掉的代价补回来。
朝廷收入增加，可以是一项收益，却还不能凭这一项就判定整个办法合算。
耶律楚材争到什么程度？本传记了八个字：
“声色俱厉，言与涕俱。”
他一边说，一边落泪。窝阔台问他是否要搏斗，又说：
“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
先让他们试一试。
试行的决定出自朝廷，试行的代价却不只由朝廷承担。
对作决定的人，可以继续观察收入能否增加；
对承担征收的人，只要办法开始施行，就已经涉及自己要交出多少。
试行的名义，并不会使其中的代价暂缓发生。
史书随即写：
“楚材力不能止。”
他留下的叹息是：“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准许试行，是朝廷作出的决定；
百姓能否承受，却不会因为决定作出了，就自动有了答案。
多收能否办到，与这么收是否妥当，原是两件事。
前者看银子能否收上来，后者还得看交出银子的人，此后的生活能否维持。
耶律楚材没有替百姓赢下这一次争辩。
值得留下的，是他把朝廷之外那一端的人带进了争论：这笔多出来的钱，要怎样从他们手里收取，他们又是否承受得住。
一个人能改变的决定有限，不必因此把所有后果都揽到自己身上。
但当一项安排因收益可观而被赞许时，仍然可以多问到这里。
那些人的日子，并不会因为没有出现在报上来的收益里，就可以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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