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山西大同一带，一名叫赵全的军卒带着门徒越过长城，投奔了俺答汗。这个举动看似只是几个人逃亡，实际却改变了明蒙边境的攻守格局。因为赵全熟悉明军，也熟悉山西地形，他带走的不只是人员，还有一套边防情报。
明朝与蒙古的矛盾，并不是从赵全出现后才产生。明初北伐之后，蒙古诸部受到重创，鞑靼、瓦剌以及朵颜三卫各自发展。到了仁宗、宣宗时期，明朝逐渐形成九边防御体系，以长城沿线的卫所、堡寨和烽燧，守住北方要地。
这种防御并不等于边境安宁。明军强盛时，蒙古愿意接受招抚；明军出现空隙，草原部众便南下劫掠。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主动出击的能力明显下降，边防从进取转为守势。双方虽然有朝贡和互市，但冲突始终没有真正消失。
弘治年间以后，蒙古诸部对明朝的朝贡逐渐减少，边境摩擦不断加剧。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亲征，在应州与达延汗部交战。明军取得应州之战的胜利，蒙古大规模南犯暂时收敛，但这种平静没有改变双方长期对峙的根本局面。
就在边患反复之时，山西的白莲教势力逐渐扩张。明代官方文书常称其为弥勒教或白莲社，这类结社借助宗教语言吸收民众，宣扬弥勒降世、改换世道。由于山西地处军镇密集、人口流动频繁的区域，秘密结社很容易与基层军民发生联系。
李福达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正德年间，他曾在山西、陕西等地活动，因涉嫌聚众谋乱而被官府追捕。史料记载，他多次更改姓名、辗转逃亡，甚至一度攻占洛川县城。此后，他又凭借财力和人脉结交地方官员，使白莲教在山西的活动更加隐蔽。
真正把地方结社与蒙古势力连接起来的，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同宗室朱充灼的谋乱。朱充灼因侵夺府库财物、被削减待遇而心生不满，随后联络党羽，又与大同白莲教首领罗廷玺接触。
罗廷玺颇会利用神秘说辞笼络人心，自称能“拆天补地”，还声称军事实务无所不能。朱充灼信以为真，竟把他奉为军师。双方计划借助蒙古兵力，同时在大同制造混乱，企图里应外合。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白莲教徒焚烧大同边军草料场，试图扰乱军心。大同官府迅速展开搜捕，朱充灼一伙很快败露，罗廷玺被擒。有人问他为何要把蒙古引入边地，他只说：“没有外援，事情做不成。”这句话，暴露了叛乱者最现实的算盘。
叛乱虽被平定，却留下了一条危险通道。白莲教徒过去遭到追捕，只能四处逃散；从罗廷玺、次仲太开始，他们学会了向草原寻找庇护。对蒙古来说，这些逃亡者也并非普通难民，而是能够提供边情、制造器械、联络内应的特殊人员。
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同白莲教活动再度兴起，赵全成为当地重要头目。官府察觉后，赵全没有继续留在山西，而是在嘉靖三十四年率门徒投奔俺答汗。与他同行的李自馨善于文书，周原善懂医术，赵全本人则熟悉军务。三人各有所长，很快得到俺答重视。
赵全向蒙古方面提供的价值，远超过一名普通叛逃者。他了解大同、宣府等地的道路、堡寨和驻军，也知道明军换防与粮草调运的大致规律。白莲教中的工匠还为草原部众制造云梯等攻城器具，使蒙古军队获得了过去缺少的攻城经验。
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部众多次进攻大同等九边地区，次数达十九次。过去的南下行动往往带有临时性，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赵全加入后，进攻开始更有目标，哪里防守薄弱、哪处道路便于深入，往往都被提前掌握。
明军将领很快察觉异常。韩廷奇在奏疏中指出，赵全等人投奔草原后，蒙古入侵“与往日不同”，不再只是试探和劫掠，而是能够依据明军虚实选择突破口。边关将士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骑兵冲击，而是情报、内应与军事行动相互配合的威胁。
明朝于是加强对蒙古的贸易限制，试图切断其获得粮食、铁器和日用品的渠道。可边境经济本就相互依存，禁令越严，蒙古越依靠武力取得补给；蒙古南犯越频繁，明朝又越不敢放松限制。双方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九边军民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蒙古军曾逼近北京，但当时仍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赵全等人投奔之后，草原方面对九边的了解加深，攻守关系随之改变。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与俺答汗达成封贡，边境局势才逐步缓和。白莲教徒的叛逃，也因此从地方案件，变成牵动明蒙关系的一场边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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