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重庆歌乐山一带，群众在荒坡上发现一堆焦黑遗骨。遗骨旁没有姓名牌，也没有完整衣物，能够提供线索的，只有一副残留的手铐。经过辨认，人们确认死者正是杨汉秀。
这起惨案之所以令人震惊，不只因为手段残酷，还因为杨汉秀的身份十分特殊。她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亲侄女，自幼生活在显赫家庭，却没有选择站在家族利益一边。
杨汉秀亲眼见过军阀统治下的民间疾苦，对压迫百姓的做法十分反感。抗日战争时期，她曾为进步力量传递消息。1949年重庆局势急剧变化，她又参与组织护厂、护校，希望尽量减少城市破坏。
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杨汉秀还曾劝说杨森不要继续顽抗，但这番举动并没有换来理解，反而使她被视为家族中的“异己”。有关情况传到军统特务系统后，她很快被捕，并被关进渣滓洞。
那段时间，重庆地下监狱里的气氛异常紧张。国民党军政人员准备撤离，负责看守和审讯的特务担心罪行暴露，开始处置被关押人员。杨汉秀没有等来正式审判，便被从牢房带走。
据相关史料记载，1949年11月23日晚，杨汉秀被押往歌乐山一带。执行者先开枪将她杀害，随后又焚烧遗体，企图毁掉身份线索。遗骨被发现后，家属和群众只能依据手铐等物进行确认。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中，杨进兴是被追查的主要人物。他长期混迹于军统特务系统，曾参与重庆地区多起针对革命者的迫害行动。杨汉秀案发后，他没有继续留在重庆，而是趁局势混乱逃往四川金堂。
杨进兴很清楚，公开使用原姓名必然会引起注意。于是，他改名“杨大发”，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农民，住进乡村，靠下地劳作掩饰身份。表面上，他与当地人没有区别，实际上却始终害怕旧案败露。
然而，身份可以改，生活习惯却不容易彻底改变。侦查人员后来掌握的情况显示，杨进兴说话带有明显的重庆口音，吃饭时习惯性地跷腿，对穿制服的人格外警惕。一个曾在重庆做过生意的邻居察觉异常，便向公安机关反映了情况。
公安机关没有贸然抓捕，而是派人到当地暗中核查。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侦查人员确认“杨大发”就是潜逃的杨进兴。1950年冬天，他在扛锄头出门时被控制。
“你们认错人了。”杨进兴起初仍在狡辩。
当办案人员拿出军统时期的档案照片，并将有关证据摆在面前时，他的说法很快陷入矛盾。面对同案人员的指认，他承认自己负责提人和押送，并供出熊祥是直接开枪者。
熊祥是这起案件中的另一名重要参与者。案发后，他没有与杨进兴同行，而是逃回贵州老家，以替人修房、做杂活为生。由于隐藏多年，周围乡亲一度并不知道他的真实经历。
1955年，贵州公安在整理旧案材料、开展排查时，重新发现了熊祥的线索。民警找到他时，他正在给人修建房屋。面对照片和档案，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杨汉秀的经过。
杨进兴被捕后，案件进入司法审理程序。1951年3月，他在重庆受到审判。庭审期间，杨汉秀亲属到场指认，家属带着遗物追问案情细节，要求他说明杨汉秀为何遭到如此残酷的杀害。
杨进兴被判处死刑，随后在重庆执行枪决。熊祥则受到长期监禁的判决，余生在牢狱中度过。至于其他参与者，有的在逃亡途中病亡，有的被群众发现后交给公安机关，均没有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机会。
杨汉秀的遗骸后来被安葬到重庆烈士纪念场所。她的遭遇，既是一个家族成员拒绝与黑暗同流合污的选择，也折射出重庆解放前夕特务机关的疯狂与失控。那副帮助确认身份的手铐，成为案件中极少数留下的实物证据，也让这段被刻意掩盖的罪行重新有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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