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生
元后至元元年（1335），鲁地多遭荒歉，运河两岸民生凋敝。长山县（今邹平长山镇）人王居敬，受命授承仕郎、出任汶上县尹。其生卒年月，史册失载，只留下万历《汶上县志》一笔简略记录：“王居敬，后至元年任。尝修思圣堂、杏坛亭。”寥寥十余字，藏着一段乱世之中坚守儒道、重振中都文脉的动人往事。
王居敬自长山赴汶上赴任。一路行来，目睹齐鲁大地历经数十年更迭，灾荒频仍，乡野萧条。他自幼熟读孔孟之书，深知汶上乃是古中都，是孔子初仕施政之地。北宋元祐三年，邑令周师中建思圣堂于县衙西侧，本意便是为官者时时自省，理政行事，务求合乎圣人之心。大德八年，知县孙善乡曾经重修，可岁月推移，风雨侵蚀，再加上连年灾荒，官府财力窘迫，思圣堂日渐颓败。等到王居敬下车莅任之时，这座衙署之内的政德殿堂已是破败不堪。堂前墙垣倾塌，梁柱朽损，檐角残破，荒草漫上阶墀。一旁的杏坛亭更是荒废，亭台倾圮，昔日象征孔子讲学传道的文脉场所，埋没于蓬蒿之间。
王居敬到任之后，首要事务便是安抚流离百姓，处置赋税讼狱。元代后至元年间，朝政动荡，钞法混乱，地方府库空虚，钱粮筹措万般艰难。属吏听闻县尹想要修葺思圣堂与杏坛亭，纷纷前来劝阻，劝他先顾民生赈济，土木营建之事可暂缓，待年岁丰稔再议。有人直言：如今百姓饥寒，府库无余财，兴修祠宇，恐招非议。王居敬听罢，心中两难。他深知百姓疾苦，不可耗公帑大兴土木；可他也明白，思圣堂不是寻常祠庙，乃是中都故地官吏修身自省之所。孔子当年在此宰中都，立教化、厚风俗。若思圣堂倾颓，杏坛荒废，后世官吏不复知“思圣”之义，为政便失其根本。百姓固然要救，人心教化亦不可废。
一番思虑，王居敬定下方略：不挪用国库钱粮，不摊派苛捐于民。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又奔走劝谕县内士绅，晓以中都圣迹的大义，恳请乡贤量力捐助木料砖瓦。他定下规制，不求雕梁华彩，只求修复堂宇，保全旧基。招募工匠，也优先选用本地贫苦乡民，以工代赈，让饥民得些许工钱养家糊口。这样一来，既完成修缮，又能接济百姓，一举两得。
开工之后，王居敬常于公务之余亲赴工地，亲自督看。他与工匠一同踏察地基，检视木梁，但凡有可以复用的旧材，尽数留存，不轻易舍弃。工匠们见县尹体恤民艰，勤俭修堂，无不尽心竭力。众人清除庭中荒草，补筑坍塌的墙垣，更换朽坏的梁木，修补堂宇。思圣堂修整完毕，又重修旁边的杏坛亭。杏坛亭，取孔子杏坛讲学之意，与思圣堂互为表里，一为思圣自省之堂，一为传道教化之亭。堂亭相依，重现当年中都圣教气象。
工程落成之日，王居敬率县衙僚属、本地士子，入堂瞻拜。堂内圣像得以整饬，庭宇整洁，杏坛亭焕然一新。立于堂前，追想孔子治中都的德政，感念冉伯牛接续师教、抚治一方的仁心。王居敬对僚属言道：思圣，非只是焚香拜像。为官临民，当思孔子治邑之道，宽以养民，教以礼义，心中常怀敬畏，行事不离仁恕。修建此堂与杏坛亭，是让后世来汶理政之人，登堂而生自省之心，见杏坛而思教化之责。
修缮竣工，没有刻长篇碑记，没有铺张扬厉的颂辞。唯有后世明万历三十六年纂修《汶上县志》，在《职官志》中郑重记下一笔：“王居敬，后至元年任。尝修思聖堂、杏壇亭。”一代县尹，身在乱世，府库匮乏，不废斯文。在民生艰难之时，兼顾赈济与教化，以一己之力保全中都圣迹。
元代之后，思圣堂屡经兴废，史诚祖、孟遇时、于斐等相继重修。可追溯思圣堂在元代的接续传承，王居敬这一次修葺，意义尤重。大德年间孙善乡重修之后，历经数十年风雨，正是王居敬在元后至元年间，修复思圣堂，重建杏坛亭，让这处衙署政德圣地得以延续，圣教文脉不至于在元末动荡之中中断。
岁月悠悠，王居敬的生平事迹，传世记载寥寥，没有长篇宦绩，没有显赫功勋，生卒年份湮没于史册。可“修思圣堂、杏坛亭”这七个字，留在汶上旧志之中，跨越数百年时光，依旧动人。乱世为官，最难得者，是虽处艰困，依旧不忘教化；虽财用不足，仍守护圣贤遗踪。他修的是堂宇亭台，守护的是孔子宰中都流传下来的为政初心。此后历代莅汶官吏，踏入县衙西偏，瞻拜思圣堂，漫步杏坛亭，都会想起这位长山来的县尹，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坚守斯文，护此中都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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