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被分到村小，全校就俩老师，晚上睡觉，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

那年我二十岁，师范毕业，分配单上写着“柳河村小学”。我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铺盖卷，从镇上出发，走了四十里土路，越走越荒凉。等看到那排灰瓦土墙的校舍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的屁股也颠得没了知觉。

校长姓周，五十多岁，秃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他把我领进学校，院子里长满了草，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最后一间是伙房兼宿舍。他指着那间屋子说：“你就住这，里头已经住了个人，你们搭个伴。”

我当时没明白，推门进去，屋里光线很暗，靠北墙一张单人床，靠南墙也一张单人床，中间拉着一块蓝布帘子，布帘子旧得发灰，好像挂了许多年。帘子那边传来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来了？”

我吓了一跳。周校长嘿嘿一笑：“这是宋秀兰，比你早来两年，教二年级数学。”又冲着帘子那边喊：“秀兰啊，新来的小李老师，住你隔壁，夜里有什么事言语一声。”

我站在门口，脚都不知道往哪儿迈。宋秀兰从帘子那边探出头来，三十岁不到的样子，脸圆圆的，头发用皮筋扎着，穿一件碎花褂子，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说：“屋里有热水瓶，你自己倒着喝，灶上还有半盆面，你要饿了就自己煮。”

我把铺盖放到靠南墙那张床上，那床板硬得像石头，褥子一铺，屋里立刻扬起了灰。我咳嗽了几声，宋秀兰在那边说：“你抖抖，那床空了大半年了，耗子都做了窝了。”

我这才注意到墙角确实有耗子洞，地上还有几粒黑乎乎的老鼠屎。我正愣着，听见外面有人喊：“老师！老师来了没有？”我出去一看，院子里站了十几个孩子，高矮不齐，有的光着脚，有的鼻涕都快过河了，齐刷刷地看着我。周校长说：“这些是附近几个村的，听说来了新老师，都跑来看了。”

那个傍晚，我帮着宋秀兰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映着我们的脸，她问我：“你城里人吧？”我说：“县城。”她说：“县城也比我强，我老家在山里，翻三道梁才到镇上。”她说着往灶里添了把柴，火光一跳一跳的。

我们只隔一层布帘子睡觉。夜里，那边翻身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躺在硬板床上，眼睛盯着顶棚，横梁上挂着几根蜘蛛网。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翻了个身，帘子那边也翻了个身。我们都沉默着，好像都在等对方先开口。后来是宋秀兰先说话了：“你要是害怕，就把煤油灯点着，墙角有火柴。”我说：“我不怕。”她又说：“我睡这边也害怕，刚来那会儿，一连半个月没睡踏实，听见猫头鹰叫就醒。”我说：“那你现在呢？”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习惯了。”

那晚我没怎么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见她起来了，倒水、扫地、把帘子拉开一条缝透光，然后说：“起来吧，早自习要上了。”我睁开眼，帘子那边已经叠好了被子，她的床单洗得发白，整整齐齐的。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白天上课，我教三年级语文和五年级数学，她教二年级和四年级。我们每人一间教室，中间隔着一堵墙，她讲课的声音我能听见，她的声音很好听，温柔里带着一种干哑，像是喊了很多年才有的那种声音。下课了，孩子们围在院子里疯跑，我们蹲在办公室门口晒太阳，她总带一把瓜子，剥了皮分给我一半。她问我：“你准备待几年？”我说：“不知道，先待着吧。”她笑了笑：“年轻的时候都这么说，一待就待住了。”

秋天过后，冬天来得早。那年的雪特别大，有一天晚上，雪下得把门都堵了半截。我推门出去解手，雪没到膝盖，回来的时候浑身是雪，棉鞋湿透了。宋秀兰还没睡，在帘子那边说：“你把鞋脱了放灶边上烤烤，别冻坏了。”我照做了，棉鞋一烤，屋里立刻冒出一股湿臭气。她在那头笑了一声：“这味儿，跟牛棚似的。”我也笑了。

就是那个晚上，我和她隔着帘子说了很多话。她本来有个对象，在公社农机站，后来考上大学走了，就没回来过。她说：“人往高处走，我不怪他，就是觉得这地方太偏了，留不住人。”我说：“那你还留下。”她说：“我走了，这几个孩子谁教？二年级那个叫刘铁蛋的，算术能考一百分，他娘改嫁了，他爹常年在外打工，就剩他跟他奶奶。我要走了，他就又该放牛去了。”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年后开学，县里下来一个通知，说要搞“普九”，各校要配齐图书和教具。周校长愁得直搓手，学校里除了几本破课本，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宋秀兰说：“我认识县教育局的一个老科长，我去试试。”那天她请了半天假，骑车去了镇上，又坐班车去了县里，天黑才回来，带回来一捆旧挂图和两箱子小人书，自行车后座上绑得结结实实。她浑身是泥，脸冻得通红，见了我就笑：“成了，老科长念咱是穷学校，给的旧货，但还能用。”我们连夜把挂图贴到教室墙上，小人书摆在窗台上，孩子们第二天看见，跟过年似的。

可是那年夏天，出了一件事。学区来检查，看了教学计划，说宋秀兰的学历不够，民办教师要清退，让她先回家等通知。宋秀兰知道消息那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坐了好久。我进去的时候，她眼睛有点红，但没哭。她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初中毕业就教书，教了八年了，要是真让我走，我认了。”我说：“我去学区找他们说理去。”她拦住我：“你别去，你刚来，还得留在这儿教，别为我惹麻烦。”

那几天，她照常上课，照常批改作业，晚上还在煤油灯下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可是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因为她夜里翻身翻得频繁，有时候还叹气。我隔着帘子说：“秀兰姐，你睡了吗？”她说：“没有。”我说：“你要是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她沉默了很久，说：“总会有别的老师的。”我说：“可别的老师不一定能像你那样对他们好。”她没再说话。

后来周校长出面，跑了三趟学区，又找村里开了证明，说宋秀兰虽然文凭差一点，但教龄长、成绩好，孩子们离不开她。学区网开一面，让她继续代课，但是工资降了三分之一。她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半天，说：“降就降吧，能教就行。”

那天晚上，我们破天荒炒了俩菜，一瓶白酒，一人倒了一碗。喝着喝着，话就多了。她喝得脸通红，说：“小李，你以后要是有机会调到镇上，你就去，别像我一样，一待就待老了。”我说：“我不走，我在这儿陪你教。”她笑了，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这话，跟当年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知道她说的是她那个考上大学的对象。我们碰了下碗，酒辣得直咳嗽。

秋天的时候，县里组织优秀教师观摩课，学区把名额给了我们学校，让宋秀兰去讲。她紧张得不行，晚上在帘子那边翻来覆去，说：“我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过课。”我说：“你就当成是给刘铁蛋他们讲，一样。”她还真听进去了，第二天穿了一件新衣服，头发梳得光光的，骑自行车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她神采飞扬，说讲完了，底下那些老师都鼓掌，说讲得实在。

可就在那之后不久，我家里来了信，说我爹腿摔断了，让我调回县城，好方便照顾。我把信攥在手里，一整天没说话。宋秀兰看出来了，也没问，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多炒了一个菜，说：“你该走就走，别为了我耽误了前程。”我说：“不是因为你，是我爹。”她说：“我知道，你爹要紧。”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要是走了，这学校就剩她一个人了，周校长明年退休，到时候一个女老师带着五个年级，那日子怎么过？可是爹那边也不能扔下不管。那几天我左右为难，上课老走神。宋秀兰跟我说：“我替你上几节，你回去看看吧。”我骑车回了趟县城，爹躺在床上，我娘说：“你爹这腿，医生说得养半年，你回来找个班吧，别在村里待着了。”我看着爹的脸，心里堵得慌。

回到学校，我跟宋秀兰说了。她点点头说：“那你就走吧。我帮你打包。”我看着她，她低着头，把课本一本一本叠好，又抽出我床上的褥子叠起来。我说：“秀兰姐，以后你一个人住这儿，晚上要是害怕，就把灯点着。”她笑了：“我不怕了，我都在这儿睡了八年了。”我说：“那你保重。”她说：“你也保重。”

我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孩子们都围在门口，刘铁蛋拽着我的自行车后座不松手，说：“李老师你别走！”我摸摸他的头，说：“暑假的时候我来看你们。”宋秀兰站在人群后面，没上来，只是朝我摆了摆手。我骑上车，骑出去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碎花褂子，在风里一下一下地飘。

后来我调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了几年书，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顺当，但心里总记挂着柳河村。有一年暑假，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去看了一趟，路修通了，学校翻新了，还是那排房子，但墙上刷了白灰，窗户换成了玻璃。宋秀兰还在那儿，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皱纹也多了，看见我，大声喊着：“小李来啦！”她跑过来，还是那种干哑的声音。院子里跑出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喊“宋老师”。刘铁蛋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没继续读书，在镇上开货车，那天正好来看她。

宋秀兰领着我转了一圈，教室里挂图还在，那两箱子小人书少了几本，她说被孩子们借回去了，看完了又还回来。我女儿看见墙上贴的奖状，说：“宋老师好多奖状啊。”宋秀兰笑着说：“都是糊弄人的。”我妻子偷偷跟我说：“这地方真不容易，她真了不起。”

我走的时候，宋秀兰送我到村口，说：“小李，你那年要是没走，现在肯定当校长了。”我说：“我不后悔走，但我也不后悔来。”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说得对，来一回，走一回，都是命。”

我女儿在车上问我：“爸爸，你和宋老师以前真的只隔一层布帘子吗？”我说：“是啊，就一层布帘子，那头是她的床，这头是我的床。”女儿说：“那你们晚上说话，不就能听见吗？”我说：“能听见，她打呼噜的时候我都听得见。”女儿笑了，妻子也笑了。

我没有告诉她们的是，那层布帘子其实挡不住什么。它挡不住冬天的风，挡不住煤油灯的烟味，也挡不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挂念。但那些年，我们始终谁也没有掀开那层帘子。因为帘子那边站着的，不只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在乡下教书的人，一个和那些光脚的孩子一起活着的人。我们隔着一层布帘子，各自守着各自的日子，却也在那层帘子的两边，把彼此当成了照亮过暗夜的灯。后来的岁月里，我教过的学生很多，但每到教师节，我都会想起那间灰瓦土墙的屋子，想起煤油灯下她缝衣服的影子，想起她说“人往高处走，我不怪他”时的平静。人这一辈子，总有些地方你离开了就再也回不去，但总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那地方永远在等着你。

宋秀兰后来一直在柳河村小学，教到退休。退休那天，村里给她开了个欢送会，刘铁蛋开着货车拉了一车西瓜来。我听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家翻旧照片，翻出那年冬天我们贴挂图拍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她和我都穿着棉袄，手冻得通红，但笑得很真。我女儿看到照片，问：“爸，这是谁？”我说：“这是你的另一个老师。”女儿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说：“她好年轻。”我说：“是啊，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月亮爬上窗棂的时候，我坐在书桌前，给女儿讲完这个故事。女儿问：“后来你们还见过吗？”我说：“见过，后来我去看她，她退休了，还住在学校旁边的老屋里，院子里种了很多菜。”女儿说：“那你为什么没把她带到咱们家来？”我说：“她有她的地方，就像你有你的地方。”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睡着了。

我起身关灯，突然想起那年冬天的晚上，她隔着帘子对我说：“你要是害怕，就把灯点着。”其实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那几年的每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帘子那边躺着一个醒着的人。那层布帘子，隔开了两个床头，却没有隔开两颗心。我们谁都没有跨过去，但谁也没有走远。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平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可是喝下去，胃里总是热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