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死因

我这家店开了三十七年。不算老，但在这一片也算个地标了。烟酒副食，油盐酱醋，门口两个冰柜，夏天卖冰棍冬天卖冻饺子，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一点。街坊邻居管我叫老孙，其实我也不老，五十七，就是在这柜台后头站得太久了，背驼了，头发白了，看起来像六十多。

店名叫“孙记杂货”，招牌是块木头的，我自己用红漆写的，风吹日晒，颜色淡得差不多了。前几年城管来说要统一换门头，我嘴上说好好好，回头就拖着没办。这条巷子都快拆了，换什么门头。

说起拆，故事得从这儿起头。巷子叫平安巷，据说明朝就有了。解放前是条烟花巷，后来改了名，住了几代人。房子都是老房子，砖木结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前年开春，拆迁办的人就来了，挨家挨户发传单，说这一片要建商业综合体。传单上印的效果图，玻璃幕墙，屋顶花园，光鲜得不像话。

街坊们一开始都挺高兴。老破小住了大半辈子，谁不想换新房。可后来政策下来，补偿款一算，差着行情一大截。有人扛着不签，有人骂骂咧咧签了搬走了。到今年夏天，巷子里就剩下七八户，像一口牙掉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几颗还倔强地立着。

我的店是最后一间还没关的铺面。也不是不想关，是不知道关了能干什么。三十七年了，我除了卖东西不会干别的。

以前这条巷子热闹的时候，我一天能卖出去几十包烟。红塔山、白沙、利群，什么好卖进什么。早上七八点，上班的年轻人来买早餐顺带一包烟，中午附近工地的农民工来买水买烟，下午老头们来下棋，一人一包烟能抽一下午。那时候柜台前头永远有人，烟灰缸永远满着，空气里永远有一股呛人的、暖烘烘的烟草味。

后来人越来越少。先是大超市开起来了，东西便宜，年轻人去超市买；再后来是外卖，连瓶水都有人送；最后是拆迁，人直接没了。巷子空了，我的店也空了。

但我发现一件事。烟这东西，越是日子不好过，越有人抽。前两年疫情，生意最差的时候，反而是烟卖得最好的时候。那些平时抽二十块一包的人，降到了十块。那些平时抽十块的，开始买散烟。我柜台上有个铁皮盒子，零钱随便拿，有些老主顾拿一根两根的，扔下几毛钱就走。我不说他们，谁还没个难处。

去年冬天，我注意到一个人。他每天傍晚来，买一包最便宜的红梅，四块五。以前他抽芙蓉王，二十多块一包。第一次买红梅的时候，他自嘲地笑了笑，说“降级消费”。我也笑笑，没接话。后来他每天都来，也不说话，放下四块五，拿烟就走。再后来，他开始买散烟，两块三块的，拿几根，在门口蹲着抽完才走。

他穿得不算差，夹克还挺新，就是脸色不好，灰扑扑的，像很久没睡好觉。有几次我看见他手机屏幕亮了，他看了一眼就摁掉，从来不接。后来从别的街坊嘴里听说，他姓周，以前开公司的，做外贸，生意好的时候手下几十号人。疫情一来，单子全没了，公司倒了，房子卖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一个人租在巷子尾那间平房里，白天睡觉，傍晚出来买烟。

我没问过他的事。开小店的，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不多嘴。来的都是客，买什么卖什么，问那么多干什么。

但我在柜台上多放了一个打火机。那种一块钱的，红色塑料壳的。他第一次拿的时候愣了一下，我说“送的”。他没说话，攥着打火机走了。

后来他每天都来。有时候买烟，有时候不买，就站在柜台前头，看着玻璃柜里的烟发呆。我也不催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店里没什么生意，我就擦柜台，整理货架，给冰柜除霜。他就那么站着，站个十分钟，然后说“拿包红梅”，或者“拿根散烟”。

我数过，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他一共在我这儿买了四百三十七根散烟。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专门拿了个本子记。不是记他欠账——他从来不欠账——是我觉得这事我得记着。一个体面人，落到一根一根买烟的地步，这事我得记着。万一哪天他挺过来了，我把本子给他看，也算个念想。

春天的时候，他来得少了。从每天来，变成隔天来，再变成一周来一次。我以为他找到工作了，或者搬走了。后来听巷尾的老李说，周老板回老家了，他老婆跟他和好了，叫他回去。老李说的时候挺高兴，说“总算熬出头了”。

我也挺高兴。那个本子我收起来了，放在柜台底下的铁盒子里，跟零钱放在一起。我想着哪天他要是回来，我把本子给他，说“你看，四百三十七根，你都挺过来了”。

他没回来。但另一个人回来了。

那人叫赵明，以前是我店里的常客。他在巷口开理发店，开了十几年，手艺好，嘴也甜，男女老少都喜欢他。他抽烟抽得凶，一天两包，手指头都熏黄了。前年拆迁消息下来，他第一个签了字，拿着补偿款去城南开了个大理发店。走的时候还来跟我道别，说“老孙，等我在那边站稳了，请你过去坐”。

我说好好好，你发财。

他确实发财了。城南那个店我去过一次，三层楼，装修得跟皇宫似的，剪个头发要一百八。赵明穿着西装，拿着剪刀，像个艺术家。他看见我，热情得不得了，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你忙你的，我就是路过看看。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塞给我两条中华烟。我说你干什么，他说“老孙你拿着，以前在你店里赊了多少账，我都记着呢”。我推辞不过，收下了。回来把烟拆开卖，一条卖了两百块，赚了四百。

赵明是上个月回来的。他回来那天我差点没认出来。瘦了一大圈，西装换成了夹克，头发也没打理，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他走进店里，站在柜台前头，看了半天，说“老孙，给我拿包红梅”。

我拿给他。他拆开点了一根，靠在门框上抽。抽了两口，眼泪就下来了。

“怎么了？”我问他。

“店没了。”他说，“房东涨房租，涨了三倍。我撑了半年，撑不下去了。老婆也跟我闹，说我没本事。我昨天把店盘出去了，还完债，就剩了两千块。”

我不知道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放在柜台上：“老孙，以前在你店里拿的烟，我记不清多少了，这三百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以后还。”

我把钱推回去：“不用，你拿着。”

他不肯，非给我。推来推去，最后我收了一百，说“剩下的算我请你抽的”。他笑了笑，那笑容跟他以前在理发店里一模一样，只是眼睛里没光了。

“老孙，”他抽完那根烟，又点了一根，“你说我是不是活该？当初我要是不走，就在巷子里守着那个小理发店，现在是不是不至于这样？”

“不好说。”我实话实说，“留下来的也没好到哪去。你看这条巷子，跟坟场似的。”

他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哭完了，他站起来，说“我走了”。我说你去哪，他说“不知道，先找个地方住吧”。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见过。周老板买散烟的时候也是那个眼神，方舟他爸当年下岗的时候也是那个眼神。就是那种，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是深渊，往后一步也是深渊，但他还是得站着，因为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

“老孙，”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人抽烟了？”

“涨价了呗。”我说，“以前红梅三块，现在四块五。以前芙蓉王二十，现在二十五。工资没涨，烟涨了，谁抽得起。”

“不是。”他摇摇头，“我店里那些客人，有钱的没钱的，都少了。有钱的不抽了，说怕死。没钱的不抽了，说抽不起。但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没说话。

“是没人了。”他说，“你想想，以前这条巷子多少人，现在多少人。以前我店里一天来几十个客人，现在一天来几个。不是他们不抽烟了，是他们不来了。人没了，烟自然就没了。”

他走了。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巷子里灰蒙蒙的，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没回家，坐在柜台后面算账。把这几年的账本翻出来，一本一本对。烟确实越卖越少。以前一个月能卖两百多条，现在一个月卖不到五十条。以前一天流水好几千，现在一天流水几百块。

但我发现另一件事。账本上记的那些名字，一个一个都不在了。王大爷，以前每天来买一包红梅，前年冬天走了，脑溢血；李婶，以前隔天来买一包白沙，去年搬走了，去城里带孙子；小刘，以前每天来买一包利群，去年失业回老家了；还有赵明，还有周老板，还有好多人，我记不住名字，但记得他们的脸。

他们不是被涨价赶跑的。他们是没了。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还在但不敢来了。这条巷子像个筛子，把人都筛没了。

我翻到最后一本账，最后一页，上面记着周老板那四百三十七根散烟。我拿笔在下面加了一行：赵明，红梅一包，欠一百，已清。

写完我把账本合上，放进柜台底下的铁盒子里。铁盒子满了，装不下了。我把盒子盖上，想了想，又打开，把里面所有的账本都拿出来，一本一本码好。三十七年的账，三十七年的烟，三十七年的人。都在这里了。

我抱着那摞账本，忽然哭了。五十七岁的老爷们，坐在空荡荡的店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也不知道哭什么。哭那些走了的人？哭那些抽不起烟的人？哭我自己？可能都是，可能都不是。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没了，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开门。门口来了个年轻人，拿着相机，说是拍纪录片的，想拍拍老巷子最后的影像。我让他拍了。他拍我的店，拍我的柜台，拍我柜台底下的铁盒子。他问我能不能打开看看，我说不能。

“为什么？”

“里头是账本，客户的隐私。”

他哦了一声，又问我：“大爷，您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三十七年。”

“那您觉得，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想了想，指了指柜台外头：“最大的变化，是外头没人了。以前我坐在这儿，一天到晚都有人来，买烟的买水的买酱油的，人来人往，热闹得很。现在你看看，一整天就我一个人。”

“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烟涨价了吗？”

我笑了。我想起赵明那天站在门框边上说的话，想起周老板买散烟时的眼神，想起王大爷最后一次来买烟时颤颤巍巍的手。我想起很多很多人。

“涨价？”我说，“涨价算个屁。真正的死因，不在柜台里头，在柜台外头。你去外头看看就知道了。”

年轻人似懂非懂，拿着相机走了。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那条空荡荡的巷子。阳光照进来，照在玻璃柜上，照在那些摆得整整齐齐的烟盒上。红塔山、白沙、利群、红梅。每一盒都在等着人来买，但没有人来。

我从柜台底下拿出那个铁盒子，打开，把账本一本一本摆好。然后我拿了一张纸，一支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孙记杂货，最后一天营业。

写完我把纸贴在门口，回柜台后面坐下。我想着，赵明要是回来了，周老板要是回来了，王大爷要是没走，他们看见这张纸，会不会进来买最后一包烟。

巷子很静。远处有推土机的声音，轰隆隆的，像打雷。我知道，再过几天，这间店也要拆了。柜台拆了，冰柜拆了，门口那棵老槐树也要挖了。什么东西都不会剩下。

但账本我得带走。三十七年的账，三十七年的人。我得记着。

我把铁盒子抱在怀里，坐在柜台后面，等最后一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