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清晨，陕西临潼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两支部队突然控制蒋介石，西安事变由此爆发。多年以后，关于“究竟是谁首先提出兵谏”，仍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杨虎城之孙杨瀚曾追问张学良，这场改变中国政局的行动，到底是谁在幕后推动。
这件事之所以难以说清，不只是因为当事人后来长期受到限制，更在于张、杨二人在事变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杨虎城控制十七路军；一个有兵力，一个熟悉西北局势，双方既有共同目标，也各有现实考虑。
1935年华北局势恶化，日本步步进逼，蒋介石却仍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共”。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入西北后，部队连续作战，损失不小，官兵厌战情绪逐渐上升。杨虎城同样反对继续内战，并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
据杨瀚回忆，祖父与张学良私交很深。张学良性格外向，谈话有趣；杨虎城办事严肃，少言寡语，但两人常在书房长谈。这样的关系，使他们能够讨论军队处境，也能谈到国家危局。西安事变并非一场临时起意的冲动，而是长期矛盾积累后的突然爆发。
关于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留下过不同说法。面对蒋介石方面的追问时，他曾承担主要责任，表示行动是自己的决定，杨虎城只是参与者。后来与杨瀚交谈时，他又提到，杨虎城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自己甚至有被推到前台的意味。
杨瀚对此的理解是，杨虎城很可能是最早提出兵谏的人，张学良则凭借东北军的实力，把计划变成了现实。不过，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家属回忆和张学良晚年谈话，不能简单当作唯一结论。历史研究更倾向于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决策的结果。
有人据此提出疑问：既然杨虎城可能最早提出行动，为什么扣押蒋介石的主力却是东北军？道理并不复杂。东北军驻扎在临潼一带，距离华清池更近，张学良又能直接调动部队。负责执行的人，不一定就是最先提出方案的人，军事行动更要服从地理位置和兵力部署。
“我们不是冲着蒋介石个人去的。”杨瀚曾转述家族对这件事的理解，“关键是要逼他停止内战，转向抗日。”这句话，反映出杨虎城一方的基本立场。兵谏的目标不是夺取全国政权，而是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事方针。
12月12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押。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条件，随后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全面抗战的政治条件也因此逐渐形成。
然而，张、杨二人的结局并不相同。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被长期管束，失去人身自由。杨虎城则在1937年被迫离开西安，先后遭到软禁。两人的命运，从此被牢牢攥在蒋介石手中。
杨虎城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西安事变是“受人蒙蔽”或“被人利用”。蒋介石方面曾试图让他作出让步，希望把事变解释成一次误会，但杨虎城没有接受。对蒋介石而言，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也包含个人受辱和军事权威被挑战的记忆。
1949年9月6日，重庆歌乐山戴公祠，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美、女儿杨拯贵等人遇害，秘书宋绮云一家也未能幸免。杨虎城长子杨拯民当时不在现场，因此逃过一劫。需要说明的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早在1938年羁押期间病逝，并非与杨虎城一同遇害。
这场惨案发生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前夕，执行者是军统特务系统人员，蒋介石是否直接下达了具体指令，史料中仍有不同说法。但杨虎城长期被囚、最终遭到杀害，与他拒绝为西安事变翻案、始终不肯低头，有着密切关系。
中共方面并非没有设法营救。抗战时期，曾通过交涉要求解除对杨虎城的长期羁押；1946年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提出释放或假释，但遭到蒋介石反对。政治斗争进入最后阶段后，杨虎城的处境更加危险，营救行动最终未能成功。
因此，西安事变很难用“张学良主谋”或“杨虎城主谋”一句话盖棺定论。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的要求更早，杨虎城在西北经营多年，提供了重要支持；临潼扣蒋依靠东北军，事变的政治推动却离不开两人的共同判断。把复杂历史压缩成单一主谋，反而容易遗漏真正关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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