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亿万孩童迫切需要一套贴合生活、通俗易懂的全国统一小学课本，可教材编撰队伍却十分单薄，这是一件关乎下一代成长的大事。1953年8月，毛主席向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询问小学教材编写团队规模，得知仅有三十多人，当即感慨，就算扩充到三百人都不算多 。
接到指示之后，叶圣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写方案，而是在台历上做好标记，在纸上写下两条核心思路：要懂得站在孩童角度思考，选人不拘泥出身学历。
光纸上谈兵远远不够，难道编教材的人，不用听听孩子真实想法吗？第二天，他直接驱车前往北师大附属小学，悄悄坐在教室后排旁听四年级语文课。下课之后，他拉住授课女老师，打听孩子们对课文的真实感受。老师坦言，不少说教味道浓重的文章，孩子读起来枯燥乏味，反倒是充满童趣的小故事广受喜爱，还提议，可以写写教室里窗台向阳花生长的趣事。
这番话点醒了叶圣陶。回到单位，他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没有宣读条条框框的文件，而是把向阳花的故事分享给所有人。他提出，我们要找的，就是懂得观察孩童日常生活的人，还对外公开招募编写人员，设置一道特别的“十岁孩子测试”：用通俗话语，给从没见过电灯的小孩解释什么是光。
招聘面向各大师范院校、工人文化宫敞开大门，前来报名的人形形色色，有年长的老先生、在校女学生，也有一线小学老师，还有普通产业工人。有位钢厂工人，用比喻把电灯的光讲得生动鲜活，当场被录用；反观一位名牌高校出身的语文教师，满口高深专业理论，反倒落选。叶圣陶说，我们需要的是把复杂事物讲通俗的人，不是堆砌高深理论的专家。
招人完成后，办公场地不够，大家就在走廊摆放桌椅办公。那时候经费紧张，编写人员的稿酬并不高，有人难免心生抱怨。叶圣陶告诉大家，我们做的，是点亮数千万孩童内心的事业，这份光亮，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编撰的过程，争论几乎从未停歇，所有矛盾的落脚点，永远都围绕一个问题：孩子能不能看懂。描写春日景致，文辞华丽的书面表达，和模拟孩童听觉感受的直白文字相持不下，最后敲定标准，文字要能让小孩子听得懂。稿件初步完成，全体工作人员还要模拟十岁孩童朗读课文，剔除那些满是成人腔调的语句。
课本印出试行版本，叶圣陶想得十分周全，在书页留出位置标注编撰人员，还给试点学校的老师写信，收集孩子们真实的疑问。来自各地的反馈源源不断涌来，山里的孩子不理解城市高楼，编写组就配上插图辅助理解；孩童针对故事提出各种天真问题，团队也全部认真对待。
到1955年，教材编写队伍扩充至二百九十多人。没有盛大的庆功仪式，后勤简单准备白糖、花生，分给每一位伏案劳作的编辑。总结会上，一沓沓全国各地小朋友寄来的信件被搬进来，叶圣陶随手拆开一封，读着孩子充满童真的心里话。窗外天色渐暗，屋内一盏盏灯火齐齐亮起，点点微光交织成片。你对教材编写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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