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捡了个钱包，里面有张裸照，失主竟是我公司的女上司。
1992年秋天，我二十四岁，在南方一座小城的红旗机械厂做维修工。那天夜里下着雨，我骑车回宿舍，经过厂门外的巷子时，车轮碾到一个硬东西。
我下车摸了半天，捡起一只棕色女式钱包。
钱包里有钱、粮票和一张工作证。工作证上的照片我认识，是厂里的财务科长周敏。她三十六岁，离过婚，说话利落，平时最不喜欢别人办事拖拉。车间里的人私下都叫她周科长，见了面却没人敢开玩笑。
钱包夹层里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纸边已经磨软。女人坐在一张旧椅子上，身上没有衣服，长发垂下来，脸转向窗边。她没有看镜头，神情安静，像是在想一件很远的事。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给二十六岁的自己。
我赶紧把照片塞回去，像碰着了烫手的东西。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钱包里的钱有三百多块，我没动。可那张照片让我更不安。我知道周敏在厂里说一不二，也知道一张这样的照片落到别人手里，会让她面对多少难堪。
第二天一早，我把钱包带去厂里。走到财务科门口，又停住了。屋里有人说话，我听见周敏的声音，正为一张报销单训人。我不想拿着钱包当着同事的面交给她，只好等到午休。
可我等到办公室没人时，还是没敢进去。
下午，我把钱包放进工作服口袋，准备等她下班再还。谁知刚走到楼梯口，周敏正好迎面上来。我一慌，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她脚边。
她低头看了一眼，脸色立刻变了。
“你从哪儿拿到的？”
“昨晚在厂外巷子捡的。我没动过。”
她没去捡钱包，先盯着我看。那眼神不像审问，更像是在确认我究竟看见了多少。
“夹层里的东西，你也看了？”
我喉咙发紧，点了点头。
她的手停在半空，指节慢慢泛白。楼梯间有人经过，她却没像平时那样催人让路，只弯腰把钱包捡起来，紧紧攥在手里。
“你把照片给谁看了？”
“谁也没有。”
“看见的人都这么说。”
“我可以对天发誓。”
她没接我的话，转身推开旁边一间空办公室，让我进去。门关上后，她把钱包放到桌上，先数了钱，又摸出那张照片。她看了很久，像在看一件跟自己有关、又不愿承认的东西。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她忽然问。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疲倦：“在厂里，我离过婚，没孩子，管着账。你们看我，大概觉得我只会算账、训人。现在又多了一张照片。”
我赶紧说：“我没这么想。”
“那你怎么想？”
我老实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东西不该让别人看见。”
她抬起眼，没说话。
那张照片并不露骨，却比露骨更让她难堪。因为它证明她曾经允许一个人靠近，允许镜头留下自己最私密的样子。后来那个人离开了，她把照片藏在钱包夹层里，带了很多年。
周敏没有向我讲那个人是谁，只说照片是她年轻时拍的。那时她刚结婚不久，丈夫总说她做事像干部，不像妻子。她认识了一个学摄影的朋友，跟着他去旧照相馆拍了一组照片。
“不是为了谁。”她说，“那会儿我只是想知道，离开那些称呼和规矩，我还是不是我自己。”
那组照片后来只剩这一张。她离婚后搬过几次家，扔了许多东西，唯独没舍得扔它。她说到这里，手指压着相片的边角，声音很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着。也许是想证明，我年轻时不是只会忍。”
我没有劝她，也没说什么大道理。她把照片放回夹层，扣好钱包，问我：“你想要什么？”
我愣了一下：“什么都不要。”
她盯着我：“你看见了照片，又把它还回来。你觉得我该信你？”
“你不必信我。但我不会拿它做什么。”
她沉默了几秒，忽然把钱包收进抽屉里。
“这件事不要再提。”
“好。”
我以为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临走前，她却叫住我：“以后别把东西藏着掖着等我下班。你可以直接交给门卫，或者当面给我。”
我点头。她的意思很明白：她不想欠我一个秘密，也不希望我借这件事靠近她。
那之后，我们在厂里照常见面。她依旧是周科长，我仍是维修工。她偶尔把坏掉的台灯送来，我修好后放回她桌边。我们没有私下往来，更没有因为那张照片变成什么特别的关系。
几个月后，厂里清理旧账，周敏查出一批零件报销单填错了。她没把责任全推给经手的年轻会计，自己在会上承认审核时疏忽，补上了遗漏的说明。散会后，我听见有人说她这人太较真，也有人说她终于肯认错了。
我想起那张照片，忽然明白她并不是想让谁评判她年轻时做过什么。她只是想把那段属于自己的生活留住，不被别人拿来解释她的一辈子。
一年后，我调去了外地的维修站。临走前，周敏把一只旧信封递给我，里面是我替她修台灯时落下的螺丝刀。
“你东西总放不稳。”她说。
我笑了：“钱包倒是放得稳。”
她顿了一下，也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得不带客气。
我没再问那张照片还在不在。她也没提。
那只钱包曾让我看见她不愿示人的一面，却没有给我窥探她人生的权利。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小城，偶尔想起那年秋天，记得的不是照片里的模样，而是她把钱包攥在手里，抬头问我“你把照片给谁看了”的样子。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她也终于不必再向谁解释，那张照片里的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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