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在辽沈战役中，我军对重大城市的攻坚虽然有一定经验，但是都主要是对城市的持续性破坏攻坚。无论是长春还是沈阳、锦州，部队攻城时间其实都比较长，而且对城市的破坏都比较大。
天津自古就是华北重要城市，既然有了前车之鉴，那么在对天津的解放作战中，能不能尽快、尽小破坏规模的解放这座大城市呢？这成为了野司甚至是更高领导层考虑的问题。
雷公登台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更完备的思考、够周详的计划、更为沉着敏捷的指挥作战。这样想来，刘亚楼确实也是个合适的人选。
再者说了，刘亚楼对于此次作战也颇有想法。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三大战役是决定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性战役。在此时，东北战场的战斗已经结束，华东战场也趋于尾声，就剩下此时华北针对傅作义军事集团的这次大作战了。
刘亚楼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三大战役结束之后，敌我双方再无这种几十万人对战的大场面了。而对于此时的傅作义集团来说，天津就是决定傅作义去向的关键一战。
为将者，哪个不想亲率部队封狼居胥，建功立业呢？虽然刘亚楼在东北时期作为参谋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作为一线军事主官出身的他，仍是渴望能够有机会带领部队亲自攻城略地。打天津在他看来，就成为了最后的机会了。
刘亚楼向野司首长们坦言，战争打到这个份上，若再不抓住机会，恐成终身憾事。
刘亚楼非常真诚，毫不避讳自己心中的想法。而野司首长们根据多种情况的综合分析，最终支持了刘亚楼的请战。
刘亚楼上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力排众议，调整了上级原定“先取塘沽”的作战计划。刘亚楼经过亲赴塘沽前沿实地勘察，他敏锐地发现此地地形开阔、河沟纵横、濒临大海，国民党守军指挥部甚至已搬上军舰，在此作战不仅难以全歼敌人，更会贻误解放平津的战机。
对于刘亚楼的建议，野司首长甚至是更高层的上级机构，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同意了刘亚楼的想法，先打天津。
面对陈长捷构筑的纵深达十公里的防御体系和密布的四万颗地雷，刘亚楼白天化装成侦察员亲赴一线勘察地形、检查战备，晚上则挑灯夜战与各纵队首长反复推敲协同方案。
在解决护城河难题上，刘亚楼并未强行让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去填河，而是微服私访，从当地放羊老汉口中得知了碱河水闸的玄机，随即派兵打开水闸，切断了护城河的水源。这一操作让陈长捷赖以自豪的护城河在一夜之间结冰封冻，变成了一道不攻自破的坦途。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至十二日，短短十天内，刘亚楼指挥扫清了天津外围十八个据点，攻城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神仙手段
为了掩护我军“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真正主攻意图，刘亚楼故意将接见陈长捷派来的谈判代表的地点设在天津城北。
在会面结束后，刘亚楼又故意让代表们看到他乘坐的吉普车轮胎上沾满了泥浆，暗示自己刚从“城北前沿”赶回。
做戏就要做全套，刘亚楼又命令炮兵在城北方向进行猛烈的火力试射。
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动作”，环环相扣，让陈长捷深信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于是急忙将其战斗力最强的第一五一师从城中心的金汤桥地区调往城北布防。
陈长捷这一调，正中刘亚楼下怀，这样一来天津城防的“腰眼”部位兵力空虚，为我军后续快速分割围歼创造了绝佳条件。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随着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总攻正式开始。
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术运用得当，原本计划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仅用四十分钟便摧毁了敌军主要防御工事。
我军突击部队如潮水般涌入，从东西南三面九个地段同时突破城防。东西对进的两路大军势如破竹，仅用十四个小时便胜利会师金汤桥，成功将天津守敌拦腰斩断。
随后，我军按照“先分割后围歼”的既定方针，将十三万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逐块消灭。
一月十五日十五时，枪声停歇，天津全城解放，陈长捷束手就擒时方才如梦初醒。
杀人诛心的是，从总攻发起到战斗结束，总共耗时二十九个小时。
这一速度，不仅远超上级的三天，也比东野野司限定的四十八小时提前了近二十个小时。
刘亚楼用一场酣畅淋漓的速决战，兑现了自己“三十小时拿下天津”的军令状。
“天津方式”由此诞生，也成为解放战争中攻坚作战的经典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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