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从“崇洋媚外”到“崇中媚华”的转变。其核心逻辑是：过去国门初开，国人看到美西方发达，产生了一股崇洋媚外的思潮；如今中国崛起，一些人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开始“崇中媚华”，把“厉害了，我的国”放在嘴边，盲目自大，翘起了尾巴。
这个判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舆论现象，但我不赞成用“崇中媚华”来概括中国社会心态。它容易把一个需要警惕的苗头，夸大成一种整体转向；更容易被用来污名化正常的爱国表达和道路认同。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崇中”，而是“媚”背后的盲从；不是自信，而是把自信异化为自大。
“崇洋媚外”与“崇中媚华”看似相反，实则同源：都把中外关系想象成跪拜与俯视的等级关系，都缺乏平视世界的主体性。前者精神缺钙，以西方标准裁剪中国；后者虚骄自满，以中国标准否定一切。一个把“外国的月亮圆”当真理，一个把“老子天下第一”当自信。二者都是极端，都会误国害民。
历史上，天朝上国迷梦曾让中国闭关自守，错失工业革命；近代落后挨打后，又有人走向全盘西化，主张抛弃自身文明。两个教训都说明：失去平视能力，就会在自卑与自大之间摇摆。那些将“自我否定”视为深刻、将“诋毁传统”当作时尚的人，精神上缺钙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后来他们又“崇中媚华”了，这是挺起了脊梁吗？我看不见得。这个提法本身，就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意味，有那么点盲目自信，更加误国害民。其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把“自信”异化为“自大”，把“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异化为“对中国的盲目崇拜”。
把国家抽象为不容批评的偶像，不是爱国，而是把爱国庸俗化。国家不是偶像，爱国不是膜拜。真正的爱国，是希望它更好，因此既愿意为成就鼓掌，也敢于为问题发声。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应该闭关锁国，而应该是“以我为主”的再创造；中国现代化不是“制度移植”，而是文明升级。自信的人，敢于向任何国家的长处学习，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体性。真正的自信是平视世界：既不跪着仰视西方，也不翘着尾巴俯视他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假。但成就的取得，靠的是虚心学习、改革开放，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靠的是亿万人民实干。不是靠自吹自擂，更不是关起门来“老子天下第一”。一旦有了“翘尾巴”心态，就容易拒绝向先进学习，把批评当敌意，把开放当风险，最终走向封闭僵化。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第一在于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第二在于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在争论中凝聚共识。自信不是自大，自豪不是自负，爱国不是排外，批评不是抹黑。这四句话，应当成为理性讨论的底线。
中国发展道路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预先设计好的路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结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没有纠错，就没有进步。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不需要通过贬低其他文明来证明。相反，能够理性分析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恰恰展现了大国公民应有的文化自信。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要靠给不同意见扣帽子来维持自信。我是坚决反对“扣帽子”的，因为它试图关闭的，恰恰是一个社会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思想通道。
学习先进不等于依附，自主创新不等于封闭。全球化时代，科技、制度、文化都在互鉴。我们要反对“崇洋媚外”，但不能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文成果一并否定；我们要坚持自主，但不能把自主变成闭关。鲁迅提倡“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依然适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方能共生。
同样，爱国主义不是流量生意，更不是排外情绪。过度吹捧看似爱国，实则可能“低级红、高级黑”：对外误判形势，对内消解忧患意识，最后损害的是国家利益。讲好中国故事，也不能靠自夸，而要靠可信、可亲、可敬的叙事。能接受批评、能承认不足、能学习对手，反而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中国需要的是清醒、开放、自省、自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崇洋，也不“崇中媚华”；既敢于学习，也敢于坚持。中国需要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理性讨论，而不是基于立场和标签的相互攻讦。
真正的自信，不是把“厉害了，我的国”喊得震天响，而是在掌声中保持冷静，在批评中保持从容，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平视世界，脚踏实地，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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