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这几天,你是在家补觉,还是在外头看人山人海?可就在大家忙着拍照、聚餐、晒朋友圈的时候,有四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悄悄从这个世界退了场。

说起来,这个长假本该是最松快的日子。工位空了,电话静了,连天气都收敛了几分。

人们盘算着怎么把七天过得有滋有味,有人订了海岛的机票,有人跟老友约了火锅,有人干脆窝在沙发里追剧。热闹是真热闹,可谁都没留意,另一边的讣告也在悄悄排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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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1日到10月5日,短短几天,四条消息接连传出。有讲台上的教书人,有画案前的女画家,有打了半辈子功夫的洋徒弟,还有把一辈子交给橡胶林的老科学家。

年纪最轻的那位,才51岁。生死这事儿,从来不挑日子,也不看你有没有过完假期。先说头一个。

10月1日下午,常州大学那边先传出了消息。机器人产业学院的副院长储开斌教授,因病离世,只有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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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不少学生还在校园里拖着行李准备出门,刷手机刷到这条通告,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五十出头的大学老师,本该是最出活、最能带学生往前冲的年纪,就这么没了。

储开斌是1997年从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毕业后进的常州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八年,中间又回母校读了材料工程硕士,2014年拿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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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攻的方向是仪器仪表,带的又是机器人产业学院,这几年国家正鼓励产教融合,他就把实验室和企业车间来回倒腾,带学生拿过不少国家级比赛的奖项。学校在讣告里写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这八个字别人贴上去也许就是客套,贴他身上却刚好合身。

最让人揪心的是,知情人说,他跟病魔较劲已经一年多了。身体早就不利索,可他没歇。

学生的毕业设计、学院的项目、带的研究生,哪一样他都放不下。遵照他本人的意思,后事办得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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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号那天,亲友、同事、学生,就这么安安静静地送了他一程。还没等常州这边缓过神来,南京又传来一个消息。

10月3日,画家胡宁娜因病离世,68岁。两天后,江苏省国画院发了讣告,她的儿子冯宽也在网上发了一封告别信,把老太太生前最后的话告诉大家。

胡宁娜1958年5月生在南京。老南京人,骨子里就带着那股子秦淮水汽泡出来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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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辈子的头衔不少: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主席。但她最被人记住的,还是那一笔工笔人物画。

代表作《轻风赏花图》拿过第八届全国美展的优秀奖,画面里那种干净利落又带点俏皮的线条,一眼就能认出是她的手笔。她的本事还不止在工笔上。

胡宁娜挺爱琢磨,不肯被一种题材框死,晚年还试着用中国画的笔墨去画古埃及、古希腊,让中国的毛笔去讲别人家的故事。去年年底,南京办过一场笔会,她坐下来一个多小时,画了一幅《少年强威图》,画里两个少年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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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场的人都以为老太太状态好得很,还能再画十年。谁想不到一年,人就走了。最打动人的是她留下的那封信。

她跟家里人说,走了就走了,不许哭哭啼啼。要是哪天看见一只蝴蝶从你面前飞过,就当是她回来瞧瞧,笑着喊一声“老胡”就行。

这话听着像玩笑,细想却让人鼻子发酸。一个画了一辈子人物的老太太,到最后把自己也画成了一只轻飘飘的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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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走后,很多人以为悲伤能到此为止,可10月5号凌晨,香港那边又来了一条。英国人何麦,突发心脏病离世,64岁。

巧的是,洪拳宗师刘家良那会儿正筹拍新戏,这个英国小伙上门就打了一套拳,还一脸认真地说,这是对着刘家良的电影学的。刘家良一看,这哪是来混饭吃的,分明是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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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拳Ⅱ》开拍的时候,何麦正式磕头拜师,进了刘家班,成了刘家良的入室弟子,也被人叫作“黄飞鸿第五代传人”。一个洋人,拜中国师父,学洪拳,这在当年也算一桩奇闻。

更让人服气的是,他不光拳打得像模像样,粤语也操练得流利,跟剧组里的师兄弟插科打诨,一点不见外。港产动作片最红火那十来年,但凡要找个“洋反派”,导演们第一个就想起他。

电影里头,他总是叉着腰,操着一口奇怪的腔调叫板中国功夫,最后被主角一通拳脚打得满地找牙。观众看得哈哈大笑,也记住了这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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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倒不在乎角色大小,能跟师父一块儿拍戏,能把洪拳在镜头前耍得有板有眼,他就觉得值。10月5日凌晨这条消息传出来,刘家良的遗孀翁静晶在社交平台上确认了。

她说走得太突然,还特意补了一句,何麦是家良最忠心的徒弟。一个英国小伙,把香港当成了家,把中国功夫当成了命,这辈子活得挺硬气。

他这一走,港片黄金年代里那些熟脸,又少了一张。就是这同一天的凌晨,海南那边也传来了一个消息,只是这一位走得更安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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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勤,97岁,在海口病逝。当晚海南大学发了讣告。这个名字,年轻人可能有点陌生,可中国的橡胶行业绕不开他。

郑学勤1929年生在安徽歙县,1948年考进北京大学植物学系。那时候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没想到后半辈子会跟热带雨林、跟一棵树打一辈子交道。

毕业后他响应号召去了海南,从此人生就跟橡胶绑死了。那时候的中国被外头的人叫作“无胶国”,橡胶是战略物资,西方封锁得死死的,咱们自己种不出来,什么都要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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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勤跟同事们挑着担子钻进密林,一手砍刀开路,一手还得防着蛇虫。白天找树,晚上搭吊床睡觉,蚊子厚得能糊满脸。

他们一棵一棵地筛,就为了挑出产量高、能遗传、扛得住气候的母树。那段日子的艰苦,后来他回忆起来也只是淡淡一笑,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真正惊险的是八十年代那一趟。中国的橡胶又遇上了瓶颈:品种退化,遗传基因太窄,必须从源头上找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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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勤那年五十出头,跟着国际考察队钻进了亚马逊雨林,在里头熬了将近两个月。黑飞虫铺天盖地,饮用水只能喝生的,干粮吃光了就打猎。

他手心里一直攥着采来的种子,天塌下来也不肯松手。那趟九死一生的考察,他和团队硬是把六万多粒野生橡胶种子带回了中国。

回来以后,他把这些种子建成了野生橡胶活体种质库,这事儿后来被列进了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慢慢地,中国的橡胶产量上来了,“无胶国”的帽子也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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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那年,他被评为共和国“最美奋斗者”,奖章挂在胸前,他乐呵呵的,像个得了小红花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这个假期的凌晨静静走了。

97岁,算得上高寿。但当你把他这辈子铺开来看——北大的书桌、海南的胶林、亚马逊的沼泽、种质库里那一排排小苗——就会觉得这97年哪一年都没白过。

四个人,四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在讲台上倒下,有人在画桌边告别,有人在镜头外停了心跳,有人在南方的清晨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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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得前后脚挨着,像商量好似的,又像谁都没打招呼。我们常觉得日子长着呢,手机里存着的那些“改天再约”“下次见面”,像是永远有机会兑现。

可这个假期提醒了很多人:所谓来日方长,有时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真正能攥在手里的,是今天还能听见的那声电话,是桌对面那张还在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