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云南一处乡村的土屋里，孔荷宠正坐在麻将桌旁。此时的他化名曾庆福，以行医为生，穿着朴素，话也不多，乡亲们只知道他会看病，却没人清楚这个外地郎中的真实来历。
那天牌局进行得并不顺利。孔荷宠连输数把，带来的钱很快见底。有人笑着劝他：“曾大夫，今天手气不行，别再来了。”他脸色难看，仍不肯离桌，转身向人借钱，声称下一把一定能把输掉的全部赢回来。
借钱的人没有答应。几句争执之后，孔荷宠突然拍桌骂道：“你们知道我过去是什么人吗？我当过国民党中将师长！”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刚才还热闹的牌局，顿时变成了面面相觑。
这一句失控的话，成了他隐匿多年的裂缝。
孔荷宠在云南使用的名字是曾庆福。平日里，他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也不主动与人交往。可一个人越是刻意遮掩，偶尔露出的破绽便越容易引起注意。村民将此事传开后，有人想起他言谈中的军人习惯，又联想到他对军事和旧政局的熟悉，便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情况。
当时，单凭一场牌局和几句醉话，当然不足以确认身份。公安机关没有贸然下结论，而是继续查找线索。后来，一名被控制的原国民党人员提供了重要指认，曾庆福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曾在红军中任职、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孔荷宠。
孔荷宠早年的经历，并非一开始就与“叛徒”二字相连。他出生于湖南平江，家境曾有过富裕阶段，到了父辈时已经衰落。父亲早逝后，母亲辛苦抚养孩子。年少时他进工厂做工，因劳累患病，后来回乡谋生。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孔荷宠参加平江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参与组建地方武装，参加平江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没有离开队伍，而是继续坚持游击活动，这段经历使他逐步积累了军事声望。
1929年，他所率队伍接受改编，后来编入红军部队。凭借作战经验和组织能力，孔荷宠的职务不断上升，曾进入红军较高层级。那时的他正值壮年，也确实有过一段受到重视的军旅生涯。
转折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央要求他率部东进参加苏区作战，他却以防务为由迟迟不愿执行。命令没有落实，部队行动受到影响，他也因此受到朱德等人的批评，并被免去原有职务，送往红军大学接受教育。
问题不只在于一次命令。孔荷宠无法接受职务变化，也没有真正反思自身错误。对他而言，批评不是提醒，反而被看成压制；职务调整不是组织安排，却被理解成个人失势。心理上的失衡，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动摇。
1933年，孔荷宠调任中央动员部工作，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在这样的身份下，他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取得通行凭证，带走一匹马和秘密绘制的瑞金机关分布情况，投奔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曾接见孔荷宠，并以官职、金钱和口头许诺拉拢他。孔荷宠随即提供情报，国民党军队据此对中央苏区相关目标实施轰炸。此后，他还利用自己熟悉红军组织和人员的便利，协助策动一些人投降，给革命队伍造成了严重损失。
有意思的是，背叛者很少真正得到信任。孔荷宠为国民党效力一段时间后，并没有成为核心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部下任职，后来因经济问题和利益纠纷被杨森揭发，入狱三年。
新中国成立后，孔荷宠获释。他清楚自己过去的经历无法公开，便改名换姓，先在外地谋生，随后逃到云南，开设诊所，靠给人看病维持生活。二十多年里，他不断更换身份，始终躲避追查。
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改变生活方式。牌桌成了他少数固定去处，也让他在情绪失控时暴露了过去。1955年2月，公安机关查实其身份后将其逮捕。1956年8月，孔荷宠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公安医院，终年60岁。漂泊多年的潜逃，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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