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连里的文书，那年十九岁，四川巴中人，跟着部队从松潘往北走。腊子口那仗打得凶，天刚蒙蒙亮，我们摸上去，国民党守军还在碉堡里打盹，几颗手榴弹扔进去，枪声就稀了。

打扫战场的时候，指导员让我去搜缴获物资。我带着两个战士进了敌军的营房，屋里乱糟糟的，桌上摆着半碗凉粥，墙上挂着地图，床底下堆着几箱子弹。

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个铁皮箱子，锁着，撬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信封，牛皮纸的，边角都磨毛了。我数了数，三十九封。

指导员过来看，拿起一封，信封上写着"甘肃省临洮县王家湾 王刘氏收"，落款是"儿王德贵寄"。他拆开看，信纸皱巴巴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指导员念了几句："娘，我在外头一切都好，吃的白面馍，穿的棉衣，您别惦记。等打完仗，我就回家给您割麦子……"

念到这儿，他停了，把信折好，装回信封。

我说："指导员，这信咋没寄出去？"

指导员说："敌军扣着呢，怕他们跑了，军心散了。"

我翻了翻其他信，有写给爹的，有写给媳妇的，有写给妹妹的。有个叫赵长林的，信里说："秀兰，我攒了十块大洋，托人带回去，你给娃扯件新衣裳，别让他光着屁股过年。"

还有个叫李福顺的，写："爹，我腿上的伤好了，能走路了，等回家我给您挑水，您腰不好，别再去井边了。"

每封信都不长，三五行，最多的也就半页纸。字写得都不好，有的还画圈代替不会写的字。

指导员把三十九封信拢在一起，用绳子捆了，说："先收着，等找到失主再说。"

我们继续往北走，过了腊子口，到了哈达铺。休整的时候，指导员在队伍里问："谁是王德贵？"

没人应。

又问："赵长林？李福顺？"

还是没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腊子口那仗，我们俘虏了四十多个敌军，可后来清点，少了几个，估计是趁乱跑了。这三十九封信的主人，多半不在俘虏里。

指导员也明白了，他没再问，把信揣进怀里。

那天晚上，指导员在油灯下把信一封一封又看了一遍，用铅笔在信封上标注："王德贵，临洮县王家湾""赵长林，定西县赵家沟""李福顺，陇西县李家坪"……

我问他："指导员，你标这些干啥？"

他说："等哪天咱们路过这些地方，挨个送过去。"

我说："那得走到啥时候？"

他说："走到啥时候算啥时候。"

后来我们继续北上，过了腊子口，翻六盘山，到陕北。一路上，指导员真把信带在身边，行军的时候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压在枕头底下。有次过草地，他陷进泥潭，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摸怀里的信，确认没湿，才松了口气。

1936年春天，部队在吴起镇休整，指导员让我把信拿出来，又数了一遍，还是三十九封，一封没少。

他说："咱们去临洮。"

我说："指导员，咱们还有任务。"

他说："任务要完成，信也要送。我请示过了，上级同意。"

我和指导员两个人，揣着三十九封信，从吴起镇出发，往南走。走了半个月，到了临洮县王家湾。

王家湾是个小村子，十几户人家，土坯房，黄土路。我们找到王刘氏家，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头发全白了。

指导员上前问："大娘，您认识王德贵吗？"

老太太手一抖，菜掉在地上，抬头看我们，眼睛红了："认识，是我娃。他三年前被抓了壮丁，再没回来。"

指导员从怀里掏出信，递过去。

老太太接过来，手抖得厉害，拆不开，我帮她撕开信封。她看了几行，眼泪就下来了，把信贴在脸上，嘴里念叨："我的娃啊，我的娃啊……"

那天我们在王家湾住了一晚，老太太给我们煮了小米粥，还煎了两个鸡蛋。她问："我娃还活着吗？"

指导员说："大娘，我们也不知道。"

老太太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第二天我们走了，老太太站在村口送我们，手里攥着那封信，直到看不见我们，还站着。

之后我们又去了定西县赵家沟，找到赵长林的家。他媳妇秀兰抱着个三岁娃，娃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玩泥巴。秀兰看了信，没哭，把信折好，塞进怀里，说："他说攒了十块大洋，可我们没收到。"

指导员说："信没寄出去，钱估计也没托到人。"

秀兰说："没事，人活着就行。"

她给我们装了一口袋土豆，说："路上吃。"

我们接着走，陇西县李家坪，李福顺的爹已经走了，他弟弟收了信，说："我哥腿上有伤，不知道好了没。"

指导员说："信里说好了。"

他弟弟说："那就好，那就好。"

三十九封信，我们送了二十二封，剩下的十七封，地址太偏，找不到人，或者家里已经没人了。

回到部队，指导员把剩下的十七封信交给我，说："你收着，等以后有机会再送。"

我说："指导员，你咋不自己收着？"

他说："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年轻，记性好。"

我没接，说："指导员，你收着吧。"

他笑了笑，把信揣进怀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前线。平型关那仗，指导员牺牲了。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趴在战壕里，怀里鼓鼓的，掏出来一看，还是那十七封信，用油布包着，一点没湿。

我把信收起来，揣在怀里。

后来我跟着部队转战华北、华东，打过不少仗，负过两次伤，左胳膊上留了个疤。那十七封信我一直带着，行军的时候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压在枕头底下，跟当年指导员一样。

1949年，全国解放了，我转业到地方，在民政局工作。我把那十七封信拿出来，又数了一遍，还是十七封，一封没少。

我请了假，继续送。

有的地址已经变了，村名改了，人搬走了，我挨个问，挨个找。又送了九封，剩下八封，实在找不到人。

我把这八封信带到县档案馆，交给工作人员，说："你们帮我收着，万一哪天有人来找呢。"

工作人员说："行，我们收着。"

我说："别弄丢了。"

工作人员说："丢不了。"

我转身走的时候，听见工作人员在后面喊："老同志，您贵姓？"

我说："免贵，姓陈。"

他说："陈老同志，您这信，我们一定保管好。"

我没回头，摆了摆手。

那年我五十二岁，从十九岁跟着部队走，到五十二岁，三十三年的时间，三十九封信，送了三十一次，还剩八封。

后来我退休了，没事就去档案馆坐坐，看看那八封信还在不在。工作人员认识我了，每次我去，都主动把信拿出来，让我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档案馆查资料，看见那八封信，问："这是什么？"

工作人员说："这是红军时期的家书，没送出去的。"

年轻人拿起一封看了看，说："这字写得真丑。"

我说："打仗的人，哪有时间练字。"

年轻人说："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说："不知道。"

年轻人说："那这信还有什么用？"

我说："有用。"

年轻人问："有什么用？"

我说："让人知道，那时候的人，心里装着家。"

年轻人没再说话，把信放回去，走了。

我现在八十七岁了，腿脚不利索，去不了档案馆了。我儿子替我去，每次回来都跟我说："爸，信还在，一封没少。"

我说："那就好。"

我儿子问："爸，你当年为啥非要送这些信？"

我说："不是我要送，是指导员要送。"

我儿子问："指导员为啥要送？"

我说："他说，走到啥时候算啥时候。"

我儿子没再问。

前几天，我让儿子把我推到档案馆，我想再看看那八封信。工作人员把信拿出来，放在桌上，我伸手摸了摸，牛皮纸信封，边角磨毛了，跟当年在腊子口缴获的时候一样。

我拿起一封，是写给"娘"的，落款是"儿王德贵寄"。我想起王家湾那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头发全白了，看了信，眼泪就下来了，把信贴在脸上，嘴里念叨："我的娃啊，我的娃啊……"

我把信放回去，说："收好吧。"

工作人员说："陈老，您放心。"

儿子推我回家，路上问我："爸，你想啥呢？"

我说："没想啥。"

他说："你刚才摸那信，手抖了。"

我说："年纪大了，手都抖。"

他没说话。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腊子口那仗，想起指导员在油灯下看信，想起王家湾的老太太，想起秀兰抱着光屁股的娃，想起平型关战壕里指导员怀里的油布包。

三十九封信，送了三十一次，还剩八封。

你说，这八封信，还能等到它们的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