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黑龙江抽检爆出望奎双汇北大荒生产的猪后鞧肉，林可霉素检出高达7700μg/kg。
按照国标GB 31650—2019，限值仅≤200μg/kg，超标约37.5倍。
涉案生猪一共910头，产品通过双汇自有渠道，以漯河双汇食品名义对外销售，部分白条猪肉流入各地超市。
2026年10月9日，望奎农业农村、漯河畜牧、漯河市场监管三地联合开出8份行政处罚文书，没收违法所得加罚款合计约1.29亿元。
本次处罚做到了“处罚到人”，追责直达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
巨额行政罚单已经落地，但这件事留给社会的追问远没有结束：
食品安全犯罪讲究全链条追责，这条链条上，谁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仅仅处以行政罚款，不启动刑事调查，是否合理？
此前暴露出的监管漏洞，谁来承担责任？
如果涉案线索达到刑事标准，却不移送司法机关、不予立案，是否涉嫌徇私枉法？
一、养殖与供药端：休药期违规是源头，但不能免除下游环节的刑事责任
林可霉素属于合法兽用抗生素，用于动物抗感染。行业通行要求，生猪出栏前一般需要停药1个月，让药物在体内代谢至安全限量。一旦超量用药，或者不遵守休药期提前出栏，就会造成兽药残留严重超标。
事件发生后，双汇致歉将问题归因于上游养殖场未遵守休药期出栏。
但上游养殖问题，只是原因划分，不是下游企业的免责理由。
从刑事法律角度，养殖、兽药供应端可以分成三类责任评价：
养殖场、养殖户： 如果明知休药期规定，仍然加大用药剂量、伪造用药台账，临近出栏继续投药，最终造成910头生猪兽药残留超标37.5倍。依据两高《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条第1项，属于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兽药残留，可以适用《刑法》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如果查实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动物身上使用的物质，则转为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兽药经营者、技术人员： 若主动指导养殖户超量用药，提供规避检疫的方案，出具虚假用药证明，可以按照共犯或者独立帮助犯罪评价；伪造检疫、检测材料的，还可能触犯伪造动植物检疫相关罪名。
生猪供应商、经纪人： 向屠宰企业提供虚假休药期承诺，耳标、养殖档案信息造假，明知生猪残留超标仍然交售，属于生产销售链条上的责任主体，不能以“只是养猪、中介”为由免除刑事责任。
源头的违法行为需要追查，但源头存在过错，不等于屠宰企业就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二、屠宰与出厂端：双汇的安全义务，不是“非必检项目就不用检”
本次行政处罚，已经查实多项屠宰环节的违法事实：
望奎双汇生猪宰前停食静养没有达到法定12小时；双汇发展没有建立生猪静养巡检标准，没有按照企业规模、风险等级配备合格的食品安全总监；内部《产品抽检信息管理及处置规范》《检测标准化管理规范》形同虚设；望奎厂区肉品检验人员持证不足，生产场所设施不符合规范。企业提出的样品异议，已经被监管部门驳回，排除样品弄错的可能。
放到刑法层面，这些事实，恰恰可以印证企业应当发现风险，却没有发现；发现异常，仍然放行产品。
生猪静养12小时，目的是观察病弱生猪、隔离风险、辅助药物代谢、完成溯源。企业没有巡检标准，实际执行不达标，说明食品安全基础风控体系存在系统性缺失。
食品安全总监不是挂名岗位。大型食品企业不按要求配置对应负责人，本身就是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发生37.5倍超标，说明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体系层面的漏洞。
企业内部明明制定了抽检规范，却不去落地执行。林可霉素即便不属于出厂强制必检项目， “非必检”只影响行政监管分类，不能免除企业保障食品出厂安全的总体法律义务。 面对已知抗生素风险、上游休药期异常、档案信息矛盾，屠宰企业有主动筛查、委托检测、暂停产品上市的法定责任。
产品已经大量流入市场，910头生猪完成销售，部分进入超市，危害后果已经现实发生。
根据刑法143条以及司法解释，严重兽药残留超标，就属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涉案货值金额超20万，就属于“其他严重情节”。 本案涉案货值合计170.10万元，早已达到入罪金额标准。
仅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屠宰、出厂环节，已经具备单位犯罪，以及追究相关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基础事实，不能用行政罚款替代刑事审查。
三、销售与召回端：经销商、超市，并非天然免除刑事责任
这批问题猪肉，依托双汇自有销售渠道流向经销商，其中36头白条肉进入超市。销售环节的责任，分两种情形：
如果经销商、商超进货时持有合格证明，但在知晓抽检不合格、知晓同批次产品溯源异常之后，依旧继续售卖，可以按照《刑法》143条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抽检结果公布之后，隐匿库存、拖延下架、篡改产品批次信息，应当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商家自行另外掺入非食品原料，则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行政处罚针对生产、畜牧、市场监管不同环节；刑事层面，重点核查销售金额、产品流向、当事人主观是否明知， 不能企业总部罚完，销售链条就不再核查刑事责任。
四、企业高管：行政“处罚到人”≠刑事定罪，但可证明未尽管理义务
漯河市场监管部门对董事长万宏伟罚款3764.62万元、总裁马相杰566.10万元、副总裁乔海莉646.94万元、总工程师王玉芬658.62万元，四人合计罚款5636.28万元；另对公司警告并罚款200万元。企业致歉材料把“头数”写成“批次”，也被认定虚假宣传。
重点区分： 行政罚款落到高管个人，不等于刑事犯罪成立，但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确认四名高管未尽安全管理义务。
单位犯罪在刑事审判中的规则：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董事长、总裁：对集团整体静养制度、食品安全总监配置、产品抽检体系、产品召回决策承担领导责任；
分管副总裁：对屠宰业务、供应商采购、供应链制度落地承担管理责任；
总工、质量负责人：对检测方案、风险清单、产品放行标准承担技术把关责任。
如果内部会议纪要、供应商审核材料、复检文书、召回批示等证据，可以证明相关负责人明知残留风险，仍然放行产品、不全面召回，主观上就从管理过失，转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 单纯以“不知情，下属没有落实”抗辩，在整套风控体系全面失效的事实面前，很难成立。
五、行政监管端：为什么超标37.5倍才被发现？三个核心疑问
板子不能只打企业。完整的食品安全链条，涵盖农业农村（畜牧）、市场监管，还涉及商务、公安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次事件，监管层面有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源头监管是否到位？ 养殖场兽药采购台账、用药记录、休药期承诺、产地检疫，是否做到动态核验？910头生猪同批次药物严重超标，如果是长期固定养殖模式造成，说明源头日常监管存在漏洞，风险没有提前识别，只能等到终端抽检才暴露问题。
屠宰监管是否到位？ 生猪静养时长、肉检人员持证、生产设施、出厂自检都属于屠宰常态化检查事项。本次处罚确认静养不达标、人员持证不足，这类问题本可以在日常检查发现，不应该等到产品流入市场之后才暴露。如果日常检查只核对纸质票据，不核查原始记录，属于履职不充分。
抽检与异议处理是否到位？ 企业样品异议被驳回，溯源耳标、检疫证、出厂记录可以交叉印证。如果以往抽检没有把林可霉素这类兽药纳入重点风险监测，本次事件就应当作为教训，更新风险监测清单，而不是仅仅作为个案罚款了事。
监管责任分为民事、行政、刑事三层。日常巡查疏漏、检查不细致，优先行政问责、内部执纪；只有达到渎职犯罪标准，才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六、只罚款不追究刑事责任，等于徇私枉法吗？分清边界很关键
很多人关心：巨额罚单开出来，如果不移送刑事案件，是不是就属于徇私枉法？这里一定要区分法律边界，不能凡是不立案，就直接定性徇私枉法。
合理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 公安、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复检报告、健康风险评估、因果关系、主观明知等证据达不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或者仅单次事件、没有造成人身损害后果，企业主动全部召回消除危险。这种不追究可以有争议，但不等于渎职。
应当移送而不移送，启动行刑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案件涉嫌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公安作出不立案决定，必须书面说明理由。移送机关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申请检察院立案监督。 本案超标幅度巨大、涉案货值高、910头产品已经销售，整套质量管控体系全面失效。如果行政机关完全不开展涉刑评估、不移交线索；或者公安收到线索无故长期不立案，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信息公开，申请检察院监督。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402条：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典型情形：隐匿销毁证据、伪造材料、压低案件定性，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放纵嫌疑人继续违法。如果本案有人篡改货值、销毁检测与静养台账，刻意把刑事案件降格为整改罚款，就可以适用本条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监管渎职罪《刑法》408条之一： 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瞒报事故、对严重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应当移送刑事案件不移送，造成严重后果，五年以下；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徇私舞弊从重处罚。单纯程序瑕疵，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但类似肉联厂案件，发现兽药风险只口头要求停产，不调查不移送，任由不合格产品继续流通，可以认定食品监管渎职。如果双汇案查实监管人员长期忽略静养、原始检测记录核查，明知37.5倍超标线索刻意只做罚款，不溯源、不督促召回，造成健康风险或者证据灭失，就应当适用本条审查其刑事责任。
徇私枉法罪《刑法》399条： 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要求主观上徇私、徇情，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追诉，伪造销毁证据、通风报信、收受贿赂压案。普通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不属于徇私枉法。只有侦查、司法人员故意压案、收受贿赂、伪造文书，才构成本罪。同时受贿的，择一重罪或者数罪并罚。
另外还有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商检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如果检疫人员伪造合格证明，也会对应相关罪名。多个罪名竞合时，择一重处罚；和涉案企业人员共谋帮助犯罪，还可以构成共犯。
一句话总结：不追究刑事责任≠徇私枉法；但是该移送不移送，可以启动检察监督。只有明知构成犯罪，刻意包庇、伪造证据、收受好处压案，才构成徇私枉法。
七、完善机制：从“罚款了事”转向全链条刑行共治
这件事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整改，应当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升级：
养殖源头： 养殖场一户一档，兽药采购、用药剂量、休药期、耳标、检疫证明、出栏前快速检测信息打通。林可霉素、喹诺酮、磺胺类等高风险兽药，分级开展确证检测，不能简单以“非必检”偷懒。
屠宰环节： 生猪静养12小时固化成标准化流程，计时、巡检、视频、签字留痕；根据屠宰规模足额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持证肉检人员；每批次产品留样，高风险兽药委托第三方检测。
销售召回： 经销商、商超进货核验溯源码、检疫证明、批次兽药检测报告。一旦抽检不合格，全渠道一键召回，杜绝用文字游戏混淆头数、批次。
行刑衔接硬性机制： 兽药残留超标10倍以上，或者涉案货值超20万，自动启动涉刑评估。农业、畜牧、市监联合组卷，30日内判断是否移送司法；检察院对不移送、不立案开展书面监督。
监管倒查： 日常静养记录、质检台账、检疫文书纳入飞行检查。发生37.5倍超标这类重大事件之后，反向核查监管工作记录，区分普通工作疏漏、行政不作为、徇私舞弊三类情形，分别处置。
八、结论
双汇开出的1.29亿元罚单，在行政层面已经穿透至子公司、母公司，四名高管也被处以个人罚款。但依据公开披露的事实来看， 37.5倍的林可霉素残留、已经售出的910头生猪、170.10万元涉案货值，叠加屠宰环节静养制度、质检体系全面失守的事实，案件已经满足《刑法》第143条中“严重超出兽药残留限量”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的法定评价条件。 养殖供药、屠宰出厂、销售召回、企业高管这四条主线，都应当纳入刑事调查范围，不能简单罚完企业、下达整改通知就草草结案。
监管层面，如果只是历史检查不够细致、风险监测项目设置滞后，优先开展行政问责和制度整改；一旦查实存在隐瞒案件事实、篡改证据、以罚代刑、通风报信、收受好处压案等情形，则应当分别依据《刑法》第402条、第408条之一、第414条、第412条、第399条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追责，从来都不是企业行政处罚的附属品。 只有沿着全链条，依法追究相关自然人的责任，追溯源头风险，查处监管履职中的不作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公众心中那个疑问—— 为什么超标37.5倍的猪肉，最终能够流入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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