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加会议的，既有大学里的学者，也有颜老师培养的博士和硕士，还有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读经朋友。首先，我想向颜炳罡老师和他的读经同道，或者说慕道之友，致以敬意。我和颜老师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了。他是1983年留校的，我是1982年留校的，当时我们都住在单身教师集体宿舍，他住在我们对面，经常到我那里聊天。我研究西方哲学，他研究中国哲学。坦率地说，那时我对中国哲学颇有偏见，总觉得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哲学，所以常常同他争论。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搬离集体宿舍，但往来一直没有中断，他到我家，我到他家，依旧有许多话可谈。
我记得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后，我在院资料室读《参考消息》，看到其中转载了国外的一些报道，有一篇文章把梁先生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我便拿这句话同颜炳罡开玩笑。我说，你看报道说最后一位儒者也走了，儒家的灯火似乎正在渐渐熄灭，你整天弘扬儒学，接下来怎么办？颜炳罡很不服气，不过当时没有多说什么。1995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当时的研究生院院长是方克立先生，他有一次给我们作报告，谈到了牟宗三先生。让我高兴的是，方先生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并提到山东大学有一位年轻学者颜炳罡，写了一部很好的牟宗三研究专著，我听了很受鼓舞，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颜炳罡，对他说方克立先生对你的评价很高。回想起来，我觉得无论是前辈学者的肯定，还是他自身的学术抱负，都可能成为支持他继续前行的力量。梁漱溟先生去世了，儒家的灯火如何延续？我想这样的问题大概也一直萦绕在他心里，后来持续三十年的经典诵读，可以看作他以行动做出的回应。
说到阅读经典，我现在觉得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种现象。今天在中国，除了阅读祖先留下的圣贤之书，也有人持续推动西方古典的阅读与研究，刘小枫和甘阳等学者的工作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他们所重视的主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在这类经典教育中，德性的培养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英文所说的virtue，这与我们阅读中国经典有着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我们读经典，究竟为了什么？多认识几个汉字，或者多背诵几段圣人的名言警句，当然还不足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总希望借助经典回到内心，向自身深处探求，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是读经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如今，中国经典与西方经典的研究都在发展，相关学者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刘小枫曾到我们这里作讲座，我原以为他会按照通常的学术报告形式，系统阐述一篇论文，结果他拿着一本经典，逐字逐句地带领在场学生阅读解释。这种细读方式与我们研读中国经典的工夫很相近，都要求沉下心来，一句一句地读，认真理解，反复体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在更加主动地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接触到的思想资源愈加丰富，除了中国与希腊、罗马的经典，还有印度的思想传统、非洲的哲学传统，以及傅有德教授长期研究的犹太思想传统。犹太传统同样高度重视读经。这些传统在中国相遇，经过深入理解与相互启发，就有可能孕育新的思想。我愿意期待，未来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思想能够在这样的交流中产生。
这也说明，颜老师和各位同道所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刚才看过视频之后，我也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就是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传统”。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容易把传统理解为古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实际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在研究传统，他们从不同角度提示我们，传统的形成与延续还有更复杂的过程。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与兰格合编过一本书，叫《传统的发明》，有译林出版社的中译本。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一些看起来历史悠久的传统，也可能是在较晚的历史条件下建构起来的。
借用这样的思路，我想区分两种面对传统的取向。一种更重视继承，强调把前人留下的东西接续下来。另一种更重视重构，在新的问题和知识框架中重新组织传统。我在这里作这一区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在谈论传统时，需要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在我看来，颜炳罡和各位同道的读经活动体现了对继承的重视。读经需要把自己放进去，认真接受经典的教诲，孔子留下的话应当努力读懂，不能随意按自己的想法加以改写。颜老师强调背诵和熟记，要求读到能够张口就来，目的也在于让经典逐渐进入内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阅读与应付考试有很大区别，考试结束后，知识可能就被搁置了，读经所追求的，则是让所读的内容长久地留在心里，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我特别想强调在充分理解和继承经典之前，不宜急于谈创新和转化，如果连前人究竟讲了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所谓创新就很容易失去根基。对读经而言，先把经典读进去，把基本工夫做扎实，是必须守住的一点。
另一种取向，是在新的学术条件下重构传统。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与学术的传入，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他们借助现代哲学的问题和概念，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思想材料，推动了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冯友兰先生为例，他在中国思想材料中辨识与现代哲学问题相通的内容，再加以组织和论述。这样的工作既是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叙述方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于1919年，距今一百多年。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史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传统。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研究框架，也有它在近代逐步形成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经学、义理之学和讲学传统。以现代“哲学”的概念重新组织这些学问，意味着研究视角和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胡适、冯友兰到后来的诸多学者，包括李泽厚、陈来，都在不同意义上回应过中国思想如何进入现代哲学讨论的问题。我把这些工作理解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与建构。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更加重视中国学问自身的脉络。马一浮和谢无量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种取向。谢无量也写过《中国哲学史》，其中对六艺、经学及中国思想内在传承的重视值得留意。马一浮则以六艺之教统摄学问，尤其强调从中国经典自身出发理解其义理。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学术传统的尊重与接续，也可以放在这里一并思考。这些学者各有自己的思想，不能简单归为完全相同的一路。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提醒我们，要认真接住先人的东西，不能还没有深入理解，就急着用现成的外部尺度加以裁量。今天这种尊重经典和重视传承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回到颜炳罡和各位同道的工作，表面上看大家是在学堂、山野、城市和乡村中不断读经，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始终依托经典，不轻易离开经典，也不急于把个人的新见放在经典之前，我认为这正是这一活动值得珍视的地方。理解了面对传统的不同取向，我们也就更能理解这份坚持的意义。
我想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学习经典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前面谈到，经典教育的重要目标在于教化人和培养德性。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便读过很多经典，背下许多篇章，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符合圣贤教诲的人？这让我想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也就是通常译作祁克果的那位思想家。他对真理的思考，始终与个体如何生活紧密相连。我理解，他所关心的是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认同的思想落实于生命，怎样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而生活。把这一点放到读经上，也很有启发。我们读孔子、读孟子，需要进一步追问，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是否同他们所讲的道理相契合？这些道理有没有进入我们的行为，成为我们待人接物和处理日常事务时真正遵循的准则？我觉得这个要求非常重要，也非常不容易做到。我愿意用“活在真理之中”来表达这样的追求。对于阅读儒家经典的人而言，就是与儒学相伴而生活，努力过一种体现儒家精神的生活。我们不能只把儒学当成放在自身之外的一门学问，口头上不断谈儒学，却从不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儒者。真正的内化，需要生命与思想相互契合。我们所欣赏、认同甚至愿意捍卫的道理，要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只有走到这一步，读经才真正进入了生命，也才具有切身的意义。
最后，我再回到梁漱溟先生。1988年他去世时，我读到过“最后一位儒者去世了”这样的评价，也曾拿这句话同颜炳罡开玩笑。今天看着颜老师和在座的各位同道，我对这句话有了不同的感受。颜炳罡今年六十多岁，我希望他再做三十年，到九十多岁时，再稍稍休息一下，将来当后人回顾他的一生时，我希望他们会记住，这是一位以行动延续儒家薪火的学者。他身后还有一批读经、践行、继续传承的人。儒家的灯火会在这些人的生命中接续下去。
整理：李想 闫晓阳
2026年9月12日，“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30周年纪念会议”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甘肃、河南、安徽、福建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山东大学，围绕经典诵读对个人及时代的意义、经典的义理阐发等主题，结合切身参与读经的经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既回望参与经典研读的生命历程，也探讨了经典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本文是李想和闫晓阳根据刘杰教授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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