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头条号刑辩律师曾存钢发表的《毫无证据投诉律师》，文章披露了一起现实困境：当事人在缺乏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向律协发起投诉，被投诉律师卷入漫长调查，即便最终认定投诉不成立，维权成本也无人承担。这一案例折射出当下恶意投诉的现实痛点：恶意投诉属于典型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严重滋扰行为。

投诉、举报本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救济权利，理应立足于客观事实，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现实中，部分人把投诉渠道当成泄愤、施压的工具。几百字的投诉信递交上去，被投诉人却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不下三万字的说明材料自证清白。投诉者寥寥数百字，被投诉人可能要整理不下三万字申辩材料。打字、复印、梳理证据，耗费大量物力与心力。即便最终受理机构驳回全部投诉，作恶者往往毫发无损，被投诉人却早已身心俱疲，仅仅赢得一纸 “投诉不成立” 的结论，很难拿到分文赔偿。

更值得警惕的是，整个过程被投诉人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辱负重搜集证据反驳指控。倘若遇到办案不够客观公正、存在偏向的经办人员，被投诉人更是苦不堪言。现行法规对恶意投诉缺少明确的惩戒规定，受害赔偿的证明标准设置过高，多数恶意投诉案件仅仅以驳回、不予立案了结。一旦投诉没有任何成本，无需负担相应法律责任，当投诉人抛弃诚信底线，恶意投诉就极易泛滥开来，不仅消耗行业协会、行政机关宝贵的公共资源，更会挫伤从业者履职的积极性。

律师行业已经出现多起同类事件。侯志远律师尽心履职，帮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拿到谅解书，却反遭当事人无理投诉；还有律师遭遇对方当事人反复恶意投诉，起诉维权却因为举证门槛过高难以获得赔偿。这类 “投诉一张嘴，被投诉人跑断腿” 的乱象，如果得不到有效规制，会形成不良示范，助长 “按闹分配” 的歪风。

治理恶意投诉，不能只停留在驳回诉求层面，应当完善惩戒与赔偿机制。建议查实确属恶意投诉之后，不能简单以被投诉人是否产生实际损失作为赔偿标准，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进行判定。对于带有金额索赔的恶意投诉，可以参照恶意索赔金额，处以三至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针对没有金钱诉求，纯粹进行精神、名誉滋扰的恶意投诉，设立最低赔偿标准，建议设定五千元至三万元区间，此种情形下被投诉人无需提交复杂的损失证明。让恶意投诉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才能够起到震慑效果，从源头减少此类滋扰，防范后患。

权利有边界，维权应有度。畅通投诉渠道，不等于纵容权力滥用。既要保障群众正当监督、申诉的渠道，也要守住诚信底线，对恶意滋扰行为划出红线。唯有建立 “保护正当诉求、惩戒恶意滥用” 的完整制度闭环，才能既保障公民监督权，又守护从业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行业与社会秩序。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