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县文史办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骑着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挎包，到村里搜集抗战故事。
村支书随后把他们领到了老槐树下。
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其中有个叫周德顺的，七十多岁，耳朵不背，记性也好。
张同志掏出本子问：“大爷，咱村抗战时候有没有参加新四军的老同志？”
周德顺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有啊，怎么没有。村东的周国祥嘛，这位可真是胆子大。当年日伪军来村抢掠，这位反把对方的马顺走了一匹，气得那群鬼子兵哇哇叫。”
周德顺清了清嗓子，话头拉回一九三九年。
那年春上，地里的麦苗才返青，仙女庙方向的日伪军突然扑到大桥镇。镇上人有的往乡下跑，有的关门闭户钻地窖。
那群日伪军进了街，先把几十匹马牵到南行场。
南行场是镇南头一块空场，场边立着几根拴牲口的木桩。他们把马缰往桩上一系，留下的人少，大多窜进街里抢东西。
霎那间，砸门声、翻箱声、鸡飞狗叫声，一阵接一阵。
那天，周国祥正从南边田埂上回来，肩上搭着件破褂子。
听见镇上乱了，他没往家跑，先躲到一堵矮墙后头看。南行场上一排马，甩尾巴的甩尾巴，刨蹄子的刨蹄子。
街那头日伪军正抢得欢，近处却不见人影，原先留下的日伪军见别人抢掠，甚是眼红，随即也加入了抢劫队伍当中。
一时间，偌大的空地上，竟没有一个人看守这群马匹。
周国祥心里翻腾开了：新四军在南乡，专打日伪军，护老百姓。他早想投，可一直没门路，自己眼下没枪，先弄匹马，倒也能当个见面礼。
他蹲在墙后，眼睛扫来扫去。
马群里有一匹黑鬃黄马，个头不算最高，可四条腿结实，缰绳系得也松。
周国祥盯住它，贴着墙根往前挪。脚底下有碎瓦片，他绕开；有干草，他轻轻拨到一边。离马还有两步，黄马忽然抬头，耳朵一竖，鼻子里喷出一口白气。周国祥赶紧站住，伸出手，先让马闻。
他嘴里低低地说：“别叫，别叫，咱走。”
黄马打了个响鼻，蹄子在地上刨了两下，到底没闹。
街里又传来一声脆响，像是水缸被砸了。周国祥趁这动静，一把攥住缰绳。绳结勒得紧，他指甲抠进去，一点一点往外扯。手心里全是汗，缰绳滑，他就把绳头往胳膊上绕半圈。解到最后一扣，他停住，扭头看街口。
没人。
再一使劲，绳开了。
周国祥不敢牵着马跑，跑起来马蹄响，惊动敌人。他也不敢慢，慢一步就可能被堵住。
人和马贴着墙根，拐过一堆柴火，又绕过一口水塘。黄马蹄子踏在湿泥上，发出闷闷的噗噗声。周国祥听见自己的心口咚咚响，喘气粗得像拉风箱。
到了镇南口，有棵老榆树，树根隆起一个土坎。他抓紧缰绳，左脚踩上土坎，右手一按马背，翻身上去。他没怎么骑过马，可庄稼人使唤过大牲口，知道两腿夹紧，身子伏低。
黄马先原地转了个圈，周国祥一抖缰绳，两腿一夹，马便朝南冲去。
马蹄踏在硬土上，嗒嗒嗒地急起来，巷子里的麻雀扑棱棱飞了。镇口一个老汉从门缝里瞧见，认出是周家后生，张了张嘴，没喊出声，眼里却亮了一下。
周国祥顾不上说话，只朝南乡方向猛跑。耳旁风声呼呼，道旁麦苗贴着地皮。他把身子压得低低的，只盼马蹄再快些，别等敌人回过神。
南行场这头，日伪军起初没察觉。一个伪军夹着抢来的包袱往桩边走，忽然站住。他感觉不对劲儿，随后来回点数，发现少了一匹。
这个伪军嗓门立刻尖了：“不好了！马少了一匹！”
街里同伙们听见，扔下东西，提枪涌出来。拴马的地方空下一根绳，他们骂骂咧咧，慌忙上马去撵。
追兵出镇口时，周国祥已经跑远。
日伪军不认得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又怕南乡有新四军埋伏，追了一阵，只望见远处一个骑马的人影越来越小。有人放了两枪，枪声在田野上空响，到底没能拦住。
到了南乡，周国祥找到新四军的驻地。
他翻身下马，把缰绳递给哨兵，喘着气说明来意。
哨兵问他姓名，他说：“大桥镇周国祥。”队伍里有人看了看那匹黄马，又看了看他，说这后生胆子不小。
周国祥说，自己没枪，先夺匹马当见面礼。新四军收下了他，也收下了那匹马。
从那天起，周国祥就是队伍上的人了。
周德顺老汉讲到这里，烟锅又点上了。
他吐出一口烟，说：“后来周国祥跟着队伍走了，再没回来过。可这事俺们村老辈人都知道。人穷志不短，国难当头，总有人敢站出来。”
县文史办的两个同志合上本子，望了望老槐树。
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像是接着老人的话，又往下说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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