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几个人去吓吓他”——这句话在基层社会并不罕见。但一旦进入刑事追诉程序，“临时叫人来吓人”的行为定性，往往成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中最具争议的灰色地带。
结论先行：临时叫人“吓人”，原则上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甚至不构成恶势力团伙；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普通共同犯罪或寻衅滋事罪。 然而，实务中这一界限正在被系统性模糊化，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法律底线：临时纠集不等于“经常纠集”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恶势力的核心要件是“经常纠集在一起”。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而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刚性门槛：2年之内实施违法犯罪3次以上，且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
人民法院报2026年刊发的实务探析文章明确指出：“若成员系临时拼凑、一次性召集实施违法犯罪，缺乏经常性纠集关系，即便人数符合，亦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组织。 ”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叫人来吓人”如果只是偶发一次，法律上就不具备恶势力的组织特征。但问题在于，实务中的认定远比法条复杂。
二、实务痛点：三个被系统性忽略的边界
第一，“吓人”行为的软暴力定性存在泛化倾向。 根据《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聚众造势”确属软暴力手段之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但关键问题是：一般的口头威胁、到场撑场面，与刑法意义上的软暴力之间存在实质性门槛。实务中，部分办案机关将到场助威、言语呵斥直接等同于软暴力，这是一种明显的拔高倾向。
第二，“层级”的认定严重依赖口供和主观推断。 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闪某招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中，公安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该团伙“临时起意、各自纠集、随意指挥、结构松散，尚未达到构成犯罪集团的程度”，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但这类案件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往往在侦查阶段就被贴上了恶势力标签，后续纠偏成本极高。
第三，“有组织性”的证据标准被事实性降低。 恶势力要求“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本质特征，但这一特征的确立必须以客观证据为支撑。实务中，裁判说理对此常常语焉不详，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一语带过，实质上是以结果反推组织性。
三、冷酷的潜规则：标签一旦贴上，很难撕下来
辩护律师总结的“五步降阶辩护法”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实务中大量案件属于临时纠集的普通共同犯罪，只是多人多次作案，并不具备组织的稳定性、持续性。但在扫黑除恶的政治压力下，“是黑恶一个不漏”的动员令在基层执行中往往异化为“宁左勿右”。
从司法大数据看，近五年来恶势力案件的审结数量远高于涉黑案件，而“恶势力”的法律概念本身“缺乏明确性及法定性”，这为不当升格认定提供了空间。
辩护的核心战场，不在实体法条文，而在证据链的断裂处。 区分“组织安排”与“个人独立行为”、区分“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是辩护的基本功。但现实中，多数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就被“打包”定性，等到审判阶段再想剥离，为时已晚。
四、归根结底：法律标准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裂缝
“临时叫人来吓人”是否构成犯罪集团，法律上的答案是否定的。 但司法实务中的答案远比这复杂。程序正义的保障、证据标准的坚守、辩护权的实质化，才是防止“恶势力”标签被滥用的真正防线。 在扫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考验的不是决心，而是法治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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