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12日，绥东集宁城外，晋察冀、晋绥两区部队一度将傅作义部压缩在城西南狭小地带，战场形势明显有利。此时，前线指挥部却把主力调往大脑包山，转而迎击第35军第101师，集宁城下的歼敌机会由此迅速溜走。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临时调整。它牵动了大同、集宁两个战场，也暴露出解放军在大兵团协同、战场判断和持续突击方面的不足。几天之后，集宁失守，围攻大同的部队被迫撤围，华北战场的主动权随之转移。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两天后，中共中央批准晋察冀军区提出的战略设想，要求华北部队保卫根据地，同时争夺正太、同蒲、平汉三条铁路，夺取大同、太原、石门、保定四座城市，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路四城”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并非单纯攻城，而是打通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几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只要控制晋北和铁路要点，便能压缩阎锡山、傅作义部的活动空间，再集中兵力向华北腹地推进。
计划第一步进行得相当顺利。1946年6月16日至8月中旬，晋绥军区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连续出击，先后攻克朔县、宁武、山阴、繁峙、代县、崞县等地，切断同蒲铁路北段，解放大同以南至忻县以北的大片地区。
其中，7月12日攻克崞县，7月23日又在忻县附近歼灭傅作义部第68师两个团一千五百余人。晋北战役不仅扩大了解放区，还使大同守军逐渐陷入孤立。战局看起来，正朝着“三路四城”的预定方向发展。
真正棘手的是大同。大同位于平绥、同蒲铁路交会处，城防经过长期经营，拥有多层堡垒、交通壕、铁丝网和外壕。守军约一万九千人，并配有坦克、飞机支援。这样的城市，靠步兵连续猛攻，代价必然很大。
7月31日，攻城部队开始清扫大同外围。到8月5日，口泉、平旺、王家园发电厂等据点相继被占领，守军被歼两千余人。然而，外围作战并未彻底分割敌军，部分守军退入城内，机场也没有及时控制，使大同守军获得空运补充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局部胜利，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全局优势。大同前线指挥部随后加强坑道、登城、巷战和步炮协同训练，准备继续攻城。可傅作义没有坐等城破，而是迅速组织三万余人，从绥东方向展开救援。
9月3日，傅作义部向集宁推进，企图先夺取集宁，再南下解大同之围。9月5日，卓资山阵地失守，前线指挥部判断集宁将成为主战场，于是调集晋察冀、晋绥两区二十五个团，准备在集宁附近围歼援军。
9月12日，解放军曾取得难得的战机。傅作义部部分兵力被压缩，指挥通信一度中断，集宁城外的敌军阵形出现混乱。按照战场态势，若集中力量连续突击，很可能先解决城西南的敌军。
但第35军第101师向大脑包山推进后，指挥部担心援军突破，决定暂缓集宁方向攻击，抽调主力西出打援。这个决定并非毫无理由，却造成了兵力分散。集宁城下的敌军得到喘息，重新组织起防线。
9月13日，傅作义部恢复卧龙山、天门山等阵地，新编骑4师等部也赶到集宁。原本被围的部队逐渐形成反包围态势，解放军已经失去一举歼灭援军的条件。当晚，两区部队撤离集宁，向东北方向转移。
集宁失守后，傅作义部继续向大同推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9月16日，围攻大同的部队撤围。此前在晋北取得的战果，未能转化为夺取大同的成果，“三路四城”计划被迫中断，晋察冀军区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这场失利的关键，不只是兵力和装备差距。解放军在攻坚战、打援战之间反复转换，部队协同尚不成熟，对敌情变化的判断也不够统一。集宁战场上那次临时调兵，正说明局部机会与整体部署之间，稍有脱节，主动权便会迅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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