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阿满，那年住在秦淮河边的乌衣巷口，开着一间卖纸扎的小铺子。
永嘉五年，具体是公元311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年秋天，洛阳城破的消息传到了建康。传消息的人是个卖布的货郎，从北边逃过来的，鞋子都跑丢了一只，脚底板全是血口子。他蹲在我铺子门口，灌了一整壶凉茶，才哆嗦着嘴唇说：“洛阳没了，怀帝被胡人掳走了，宗庙里的牌位全被扔进了洛水。”
那天晚上，我铺子里的纸人纸马卖得精光。街坊们抢着买，说是要烧给北边死在战乱里的亲人。火光映着半条巷子，纸灰飘得满天都是，像一群灰蝴蝶。
可怪事是从第三天开始的。
那天傍晚，我正蹲在河边洗做纸扎用的竹篾，忽然听见头顶“嘎——”的一声长叫。我抬头一看，魂差点飞了。二十只白鹤，整整齐齐地排在秦淮河上空，翅膀张开有一人多宽，夕阳照在它们身上，白得晃眼。
它们就在河面上盘旋，一圈，两圈，三圈。每转一圈，就叫一声，那声音尖得扎耳朵，像谁家死了人在哭丧。我手里的竹篾掉进河里，顺着水漂走了，我都忘了去捞。
河两岸的人全出来了。卖烧饼的王麻子仰着头，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烧饼。隔壁绣坊的李寡妇抱着她三岁的儿子，那孩子吓得哇哇哭，李寡妇怎么哄都哄不住。还有住在巷尾的赵老秀才，他拄着拐杖站在岸边，浑身发抖，嘴里念叨着：“鹤唳于天，宗庙其倾……这是要出大事啊。”
话音没落，河面突然翻起水花。
我发誓我看见了——一块牌位从水底浮上来，黑漆描金的，上面刻着字，但我离得远看不清。它在水面上转了个圈，然后“咕咚”一声，又沉下去了。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一块接一块，像有人在水底下往下拽。
赵老秀才“扑通”就跪下了，老泪纵横：“那是晋朝的宗庙牌位啊！先帝爷的魂灵啊！”
岸上顿时哭成一片。有人往河里扔铜钱，有人烧纸，还有人把家里的供桌都搬出来了，对着河面磕头。我傻站在那里，腿肚子直打哆嗦，想跪又跪不下去，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一样。
那些牌位沉了足足有一炷香的功夫。等最后一块沉下去，二十只白鹤突然齐声长鸣，那声音比刚才更凄厉，像是把天撕开了一道口子。然后它们排成一字长蛇阵，向着北方飞走了，翅膀扇出的风刮得岸边柳树哗哗响。
那天夜里，建康城没人睡得着。我铺子里的纸扎卖得一根竹篾都不剩，连去年剩下的几个旧纸人都被人抢走了。王麻子一边收摊一边跟我说：“阿满，你信不信，那些鹤是来收魂的。北边死的人太多，魂收不完，得用鹤来引路。”
我说：“那牌位沉水又是怎么回事？”
王麻子压低声音：“我听我爷爷说过，西晋的气数尽了，连祖宗牌位都保不住。牌位沉水，那是龙脉要断。”
第二天一早，司马睿大人——就是后来东晋的开国皇帝——派人来河边设了祭坛。道士和尚来了好几十个，念经的念经，做法事的做法事。可怪就怪在，香点不着，纸钱烧不化，连供桌上的水果都莫名其妙地滚了一地。
赵老秀才那天也在场，他后来跟我说：“阿满啊，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祖宗不认子孙的。牌位沉水，香火不燃，这是老天爷在说——晋朝的气数，怕是到头了。”
可司马睿大人不这么想。他站在祭坛上，对着北方拜了三拜，然后转过身，对着南边来的那些士族们说：“祖宗虽沉，香火不绝。今日南渡，正是为了他日北归。”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重新削竹篾。我想了想，觉得大人说得有道理，可又觉得哪里不对。那些牌位沉在水底，那些白鹤一去不回，真的还能北归吗？
又过了几天，秦淮河上起了大雾。那雾浓得伸手不见五指，河面上隐隐约约又传来鹤唳声。我壮着胆子跑到河边，雾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那声音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数数。
赵老秀才也来了，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脸色煞白：“阿满，它们在数数，从一数到三百一十六。”
“三百一十六是什么？”
“晋朝从建国到今年，正好三百一十六年。”
我头皮一炸。那鹤唳声数完三百一十六下，突然停了。雾也散了。河面干干净净，连片羽毛都没留下。
后来我在河边捡到一块碎木片，黑漆描金的，上面只剩半个字，像是“武”字的一半。我把它揣在怀里，没敢跟任何人说。
再后来，司马睿大人真的在建康称帝了，史书上叫东晋。可那些白鹤再也没有回来过。秦淮河上偶尔有野鸭子飞过，扑棱棱的，跟鹤唳声完全不一样。
赵老秀才活到八十岁，临死前跟我说：“阿满，那二十只鹤，是西晋的魂。魂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我今年七十了，铺子早就不开了。可每到秋天，我总要去秦淮河边坐坐。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河水，可我知道，水底沉着的东西，比石头重得多。
前些日子，有个年轻人来河边拍照，问我这河有什么故事。我说：“你看见河面上飞过的鸟了吗？”
他说：“看见了，几只野鸭。”
我摇摇头：“那是鹤。二十只。它们飞走的时候，带走了整个西晋。”
年轻人笑了笑，显然不信。我没再说什么，只是看着河面。夕阳照下来，河水金灿灿的，像那年秋天的火光。
我摸了摸怀里那块碎木片。它还是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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