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确实任人唯亲（略长）|冯玉祥|卫立煌|孙立人|杜聿明|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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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的，干不过“听话的”

作者●晏凌羊

之前我们讲了国民党的五虎上将：戳这《》，今天我们讲讲国民党的其他将领。

孙立人这个人，在国民党将领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他不是黄埔系，不是浙江人，却靠真本事打出了“东方隆美尔”的名号。

他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却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了33年。

孙立人是安徽人，家境殷实，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是学霸，后来以安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他身高1米85，酷爱篮球，在清华担任篮球队长，还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击败菲律宾、日本，为中国夺得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

从清华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后来考入有“南方西点”之称的军校。毕业后，他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军事，1928年回国。

他拒绝了父亲将他引荐给冯玉祥的安排，决心凭自己能力从基层做起。

回国后的孙立人，处境其实有点尴尬，但他后来认识了很爱用留美学生的宋子文，得到重用。

他强调官兵平等、严格训练、注重实战，所以，他的部队在国民党军中独树一帜。

1937年淞沪会战，孙立人率兵与日军血战。他亲临一线，身中13枚弹片，头部腹部均受伤，肺部被打穿，被部下拼死抬下火线。伤还没好全，他又赶回部队，继续抗日。

1942年，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孙立人率师出征。

当时，西线英军7000余人被日军包围，快完蛋了，被孙立人解救。

这一战，以不满一千兵力，击退七倍之敌，救出近十倍之友军，轰动全球。它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的第一个胜仗，也是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对外的首次胜仗。

此役之后，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获得这一勋章的第一个外籍将领。

他也被国际舆论誉为“东方隆美尔”。

但是，在撤退路线上，孙立人与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产生了根本分歧。

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决定率部翻越缅北野人山回国。

这条路极为艰难，原始热带丛林瘴气弥漫、猛兽出没、给养全无。但杜聿明认为，把部队带回中国土地，才好向委员长复命。

孙立人则认为，走野人山等于送死。他综合分析后决定：率师向西撤往印度。

杜聿明后来率军走进野人山，结果呢？10万远征军，1万余人战死沙场，却有5万人死在回国途中，包括戴安澜将军。

而孙立人带着的部队，不但装备完好无损，还沿途收容了数千难民和英印散兵，安全进入印度。

到达印度边境时，英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立人怒不可遏，下令准备战斗。被他们救过的英军师长得知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

英军将领来营地一看，看到这支部队军纪严明，顿时肃然起敬，欢迎他们入境。

孙立人没听杜聿明的命令，保住了整支部队。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杜聿明，为自己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印度整训后，孙立人的部队换装美械，战斗力大增，发起缅北大反攻，把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打得狼狈逃窜。

他也成为军级单位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1945年，滇缅公路终于打通。艾森豪威尔后来邀请孙立人赴欧洲考察，给予极高规格的待遇。

1949年，孙立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起初，他深受重用，但因为他是留美派，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而美国当时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曾多次试探孙立人，希望他出面主持台湾政局。

孙立人拒绝了美国的拉拢，但这些动作还是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之后，他被“明升实贬”，被彻底解除兵权。

1955年，蒋介石逮捕了孙立人的旧部下，严刑逼供，逼其部下承认“受孙立人指使，联络军官准备发动兵谏”。此后300多名孙立人的旧部被捕。

双方算是正式杠起来了。为了保住300多名旧部的性命，他只好辞职。

辞职后，他被软禁了33年，部下全部被逐出权力中枢。

一直到1988年，孙立人终于重获自由。

两年后，孙立人在台中去世，享年90岁。出殡队伍长达一公里，与蒋氏父子去世时的送葬队伍不相上下。

2000年，孙立人的冤情得以平反。

关于孙立人，网上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他“活埋日本战俘”，但，这是不实传闻。孙立人留美出身，接受的是现代军事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杀战俘的行为。

孙立人在抗战时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靠本事打出了名将的地位，却也因此被猜忌、被冷落、被软禁。

他跟蒋介石吵架的时候，说自己“一生最讨厌玩政治，但是，他不玩政治，但政治要玩他啊。

戴安澜这个人，是国民党将领里极少数能让国共两党都敬重的人物。

他也是安徽人，从小就有报国之志。1924年，他看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后，直接给自己改名“ 安澜 ”——取“力挽狂澜”之意，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黄埔三期是个很特殊的期别。一期生毕业时北伐还没开始，二期生在校时间短，而三期生正好赶上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戴安澜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毕业后从排长做起，一路升迁。

之后，他一路率军与日军血战，在很多著名战役中屡立战功。35岁升任少将师长，而且是非常核心的部队的师长，说明他的军事能力已经得到了上层的认可。

戴安澜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是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

这一年冬天，日军攻占广西南宁，切断了中国从越南进口物资的通道。昆仑关是南宁的北大门，地势险要，日本“钢军”据守。

蒋介石决心收复昆仑关，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戴安澜担任正面主攻。战斗打得异常艰难，戴安澜亲临一线指挥，后来全歼日军一个旅团。

1942年，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戴安澜率先头部队抵达缅甸。同古之战，他们坚守了12天，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歼敌5000余人。

但整个缅甸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盟军全线溃败，远征军被迫撤退。

撤退的时候，戴安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杜聿明命令部队翻越缅北野人山回国，好想向蒋介石复命，戴安澜也觉得此法不行，但还是执行了命令，结果回撤路上遭遇日军伏击，不幸重弹，伤口很快感染化脓，很快牺牲，享年才38岁。

戴安澜的骨灰被送到广西。灵柩经过之处，百姓自发设案祭奠，许多人失声痛哭。

戴安澜的牺牲，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巨大震动。

蒋介石亲笔写下挽联，毛泽东从延安寄来挽诗，美国政府追授他“军团功绩勋章”，罗斯福给他写了颂词。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戴安澜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纯粹”。

他短暂的一生，几乎全部献给了抗战。他打的每一仗都是硬仗，他带的每一支部队都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

他的死，也是“纯粹”的——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死在回国的路上，死在一个军人最应该死的地方。

蒋介石看重他，是因为他能打仗；共产党敬重他，是因为他爱国。

在那个分裂的时代，戴安澜是一个能让所有人放下成见的人。

他用生命证明了一件事：有些东西，比党派、比立场、比派系都重要。

杜聿明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军人”。

他一生追随蒋介石，最后却被蒋介石抛弃；被俘后，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特赦战犯。

杜聿明生于陕西一个贫苦农家。杜家世代务农，到他父亲这一辈才勉强读了点书，在村里当了个私塾先生。

杜聿明从小就很能吃苦。他后来回忆，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冬天穿着单衣在雪地里走十几里路去上学。

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陕西。杜聿明约了几个同乡，凑了点路费，千里迢迢南下广州。

他考入了黄埔第一期，和胡宗南、陈赓、徐向前等人成了同学。

黄埔一期是蒋介石发家的班底。

杜聿明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军事训练，也接受了“蒋校长”的思想熏陶。毕业后，他从排长做起，一路升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杜聿明受到重用，掌管国民党军中唯一的机械化军，装备最好、待遇最高、战斗力最强。

1939年，日军攻占广西南宁，切断了中国从越南进口物资的通道。蒋介石决心收复昆仑关，杜聿明也不负众望，获得了昆仑关战役的胜利。

1942年，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杜聿明实际上负责指挥远征军。但整个缅甸战局已经无法挽回，远征军被迫撤退。

然后，杜聿明带军彻底，大半部分官兵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但死在回国途中。

杜聿明自己也在野人山里病倒了，差点死在里面。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被派到东北，一度把东北民主联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

他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控制农村和中小城镇，后来被“农村包围城市”打得七零八落。

1947年，杜聿明因病离开东北，把烂摊子交给了陈诚。陈诚去了之后，东北的局势更糟。后来卫立煌接手，也无力回天。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杜聿明被蒋介石调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刘峙）。实际上，指挥权在杜聿明手里，刘峙只是个挂名的。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其实不算差，但蒋介石的遥控指挥和部下的不听调遣，让他的策略一次次失效。

1949年，杜聿明在突围中被俘。他试图用“高文明”的假名蒙混过关，但很快被识破。

被俘后，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他比较配合改造，认真写交代材料，主动学习马列主义。

他被俘后的转变，很有意思。他不是那种“幡然悔悟”的人，而是在改造中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在回忆录里写：“我过去以为，只要服从命令、忠于领袖，就是尽了一个军人的本分。后来我才明白，军人的本分不是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国家和人民。”

1959年，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和他一起被特赦的，还有溥仪等。

出狱后，杜聿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他写了大量回忆录，记录了抗战、远征军、淮海战役的亲身经历。这些回忆录，后来成了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

杜聿明和夫人共育有三子三女，其中一个女儿叫杜致礼，是杨振宁的夫人。

这个家族的故事，几乎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最后又在历史的转折处，奇迹般地重逢。

他的夫人曹秀清是个不一般的女子，1924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抗战期间，她随杜聿明南征北战，在广西办过第五军子弟小学，在湖南办过缝纫厂，是名副其实的“军中之母”。

1949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夫人曹秀清疯了似的冲到总统府要见蒋介石，警卫拦都拦不住——“大闹总统府”上了第二天《中央日报》的头条。

蒋介石避而不见，她只好带着婆母和六个子女，随国民党撤到台湾。

到台湾后，这位“司令夫人”被安排在烟酒专卖局当收发员，后来又靠老部下帮忙，在省政府大门当看门人，月薪不过两千旧台币。

生活变得困窘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长子杜致仁的学费中断，曹秀清硬着头皮向蒋介石写了借贷3000美元的申请，结果蒋介石只批了1000美元，还分两年支付。杜致仁接到支票后绝望自杀，年仅20多岁。

他的长女杜致礼曾进入西南联合大学附中读书，在那里认识了数学老师杨振宁，后来去了美国，跟杨振宁结婚，杜家的经济状况也大幅改善。

1957年，女婿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蒋介石突然热情起来，安排曹秀清赴美“劝说杨振宁回台湾”。

曹秀清将计就计，借机离开台湾。在美国与女儿团聚后，她终于知道杜聿明还活着，而且已被特赦。

1963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周密安排，曹秀清从纽约经日内瓦、莫斯科，辗转回到北京，分别14年的夫妻在机场重逢。

此后曹秀清定居北京，致力于两岸统一事业。

1972年，杜致礼陪同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时隔20多年终于与父母重逢。

1981年，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1984年，曹秀清在香港病逝，享年82岁。

杜家几个孩子在台湾一开始都找不到理想工作，后来多次回大陆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一个家庭，被历史撕成碎片，就这样散落在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

胡宗南个子挺矮的，才一米六出头。

当年，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的消息传来。胡宗南兴冲冲去报名，却因为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据说他在门口大哭，被考官廖仲恺看到了。廖仲恺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股子倔劲，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

胡宗南考上了，被编入黄埔第一期，这是他人生开挂的开始。

而在那之前，他只是一名小学老师，加之个子矮、性格内向、不善交际，郁郁不得志。

后来，他跑到上海闯荡，先后当过伙计、抄写员，日子过得紧巴巴。进了黄埔军校，才改变了命运。

在黄埔一期，胡宗南有两个优势：第一，他是浙江人，和蒋介石是老乡；第二，他年纪大，当时已经28岁，比大多数同学大五六岁，显得老成持重。

他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喜欢他，他也后续战争中深得蒋介石信任，连续升迁。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蒋介石的中央军处于劣势，胡宗南拼死救援，把蒋介石从包围圈里抢了出来，算是救的蒋介石一命。

后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胡宗南也是第一个带兵进逼西安的中央军将领。他虽然没能救出蒋介石，但让蒋介石更加信任他。

抗战爆发后，胡宗南驻防西北，但主要目的还是防共。年

抗战八年，胡宗南的部队几乎没有打过像样的仗。当时有人讽刺他：“胡宗南抗日，只抗在嘴上；防共，却防在心上。”

1944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汤恩伯一溃千里。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部队增援，胡宗南勉强打了一仗，也没什么战果。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继续坐镇西北，拥兵30多万，并奉蒋介石之命，大举进攻延安，但胡宗南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却把胡宗南的30万大军耍得团团转，他的部队也被一口一口吃掉。

1948年，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胡宗南在陕北折腾了一年，损兵折将十几万，什么也没得到。再之后，解放军发起西北大进军。胡宗南的部队一溃千里，胡宗南逃到西昌。

蒋介石命令他在西昌固守待援。但胡宗南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于1950年爬上飞机逃往台湾。

但到了台湾后，胡宗南的日子很不好过。他被弹劾，虽没撤职，但也没被重用，声望已经跌到了谷底，整日郁郁寡欢。

1962年，胡宗南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66岁。

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胡宗南是忠臣，一生追随蒋介石，从未有过二心，还救了蒋介石的命。

从历史的角度看，胡宗南是一个庸将。他坐拥数十万大军，却战功平平。抗战八年，他几乎没有像样的战功；内战三年，被打得丢盔弃甲。

胡宗南是蒋介石用人倾向的完美标本。黄埔一期，浙江同乡，第一军系统，陆军大学毕业（进修过）。他如鱼得水，一路升到“西北王”。但他的能力，配不上他的位置。

到了台湾后，蒋介石需要的是能配合美国、能稳住台湾局势的新人，比如孙立人、陈诚。

胡宗南这种只会打硬仗、没有政治头脑、还背负着“西北败将”骂名的人，自然就成了没用的旧人物，被束之高阁。

他把自己活成了蒋介石的一件工具——刀也好，狗也好，反正不是一个人。

这种“绝对忠诚”，在蒋介石需要他的时候，是他的资本；在蒋介石不需要他的时候，就成了悲剧。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圈内人都知道：“黄、浙、陆、一”—— 黄埔军校出身、浙江同乡、陆军大学毕业生、第一军系统。

为什么是黄埔军校？因为这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起点。

1924年他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地位远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之下。

但黄埔军校给了他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一支完全听命于他的军官团。

黄埔的前几期学生，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广州。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自己的部队。

蒋介石作为校长，既是他们的长官，也是他们的“恩师”。这种“师生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仅次于血缘关系。

之后，黄埔生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中表现突出，用战功证明了“校长的人”是能打仗的。此后，蒋介石每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黄埔生。

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到了30年代基本上都是师长、军长级别。不是因为他们都能打仗，而是因为他们是“自己人”。

而为什么蒋介石又比较重视浙江呢？因为蒋介石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从小生活在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那个封闭的宗族社会里，“自己人”的概念是刻在骨子里的。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队伍，而忠诚的第一步，就是“知根知底”。

在蒋介石看来，浙江人——尤其是奉化、宁波一带的人，语言相通、社会关系网想通。浙江人是他心理上的安全区，他身边的核心人物几乎全是浙江人。

至于陆军大学毕业生、第一军系统，那是加分项。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他也是被“吓”大的。

1925年，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时，手下的粤军将领不听话，差点坏了大事。他意识到，用外人靠不住，必须用自己的人。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和武汉政府决裂，更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930年中原大战，他拉拢了一批地方军阀打冯玉祥、阎锡山，仗打赢了，但这些军阀转头就跟他翻脸。他更加坚信：只有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老乡、自己的老部下，才是真正靠得住的人。

到了抗战时期，他的这套用人标准已经固化。能不能打仗不大重要，谁不会背刺他，他就重用谁。

但蒋介石对黄埔生和浙江人的信任，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

第一，是寒了非浙江人的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卫立煌。他是安徽人，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黄埔出身。他能打仗，比绝大多数浙江人都能打，但他始终进不了蒋介石的核心圈。

蒋介石用他，是因为他有用；不用他，是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卫立煌后来为什么倒向共产党？不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什么好处，而是因为蒋介石那边，他永远是个外人。

第二，“自己人”内部也开始腐化。

蒋介石以为黄埔生、浙江人靠得住，但他们当中也有不不靠谱的。汤恩伯在河南胡作非为，蒋鼎文在福建吃喝嫖赌，胡宗南在西北拥兵自重。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下不了狠手——因为动了他们，就动了自己的根基。

久而久之，系统就僵化了。等到真正需要打仗的时候，那些靠这层关系上位的人，根本扛不住。

蒋介石不是傻子，他也知道这样用人有问题。但他的整个统治基础，就是建立在浙江帮、黄埔系之上的。

如果换人的话，换谁？换了之后，谁还听他的？

所以，蒋介石对黄埔生、浙江人的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他不是不想改变，而是改变不了。

他从黄埔军校起家，靠的就是这批人。他们跟他一起打过仗、一起吃过苦、一起挨过骂。这就是“自己人”。

但这个圈子，也是他的牢笼。他把自己关在里面，把外面有能力的人挡在外面。

到最后，圈子里的人越来越没用，圈子外的人越来越寒心。等到大厦将倾的时候，圈子里的人救不了他，圈子外的人也不想救他。

一个靠“自己人”维系的大厦，迟早会被“自己人”拖垮。

说实话，蒋中正确实抓住了人生中几次关键的逆袭机会。

9岁丧父，母亲拉扯大，15岁结婚，19岁留日。母亲让他把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他就过继；母亲催他生孩子，他就生。

母亲去世前他一事无成，这件事压了他很久。后来他写《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反复讲“中正不孝”“未能尽孝”，这种愧疚是真的。

这有没有变成他后来拼命往上爬的动力？很可能有。

31岁一事无成、炒股破产、在粤军受排挤，但他敢登舰陪孙文40多天。

从苏联考察回来办黄埔军校，是建立了自己的枪杆子帮子。

北伐一路打下来，用军功堆出来一些话语权。

离弃妻妾，与宋家结亲，接上宋子文、孔祥熙，再通过他们接上美国。这步让他从军阀变成有财政、外交、国际背景的政治力量。

暗杀光复会领袖、派系斗争中把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一个个斗下去、四一二清党.......他的路，也确实是踩着人上来的。

后续带着黄金白走台湾、整顿军队、给蒋经国铺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落差大点。

总体上来说，还是德不配位。

他所依赖的，一直派系平衡、嫡系忠诚、利益交换。这套东西能赢一时，撑不了一世。

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土地问题没解决，民生没改善，抗战时各派系还在互相拆台，战后接收变成劫收，通货膨胀失控，底层对“蒋家王朝”没有认同。

他坐上了那个位置，但他的格局、能力、价值追求，撑不起那个位置对中国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军事失利，整个体系就塌了。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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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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