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人民医院，61岁的溥仪已经无法正常说话。亲弟弟溥杰赶到病床前时，他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真想再见总理一面。”这句话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周恩来当时正在外地处理公务，溥仪随后在家人陪伴下离世。
这位曾经坐在紫禁城金銮殿上的人，去世时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经过改造、获得特赦的原日本战犯。于是，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家属面前：他的遗体，究竟该按照什么规格处理？
溥仪的身后事并不适合简单套用皇帝旧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已经不再承认封建帝制的身份等级；但溥仪毕竟出身爱新觉罗家族，家族对于丧葬仍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处理得过于特殊，容易造成误解；处理得过于简单，又可能与家属意愿发生冲突。
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后，相关意见很明确：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具体方式尊重家属选择，后事可以按照爱新觉罗家族的习惯办理。这个安排看似平常，实际分寸很重，既没有恢复溥仪“皇帝”的旧身份，也没有抹去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家庭关系。
溥仪晚年的生活，早已与“皇帝”二字相距甚远。1959年12月，中央决定对包括溥仪在内的一批战犯实行特赦。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先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文史专员。
周恩来对溥仪的关照，体现在许多细节里。溥仪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管理人员便按照实际情况照顾他的饮食和生活。特赦后第一次受到接见时，他面对周恩来十分紧张，甚至一时说不出话。周恩来没有让他继续作检讨，只是劝他：“有时间可以写写回忆录嘛。”
这句话让溥仪放松下来。对他而言，写回忆录不仅是记录个人经历，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后来成书的《我的前半生》，记录了从登基、退位，到伪满时期、苏联羁押以及战犯改造的复杂经历，里面既有个人回忆，也折射出清末民初以来的巨大变局。
周恩来还关心溥仪的家庭生活。溥仪特赦时已经五十多岁，身边缺少稳定的照料者。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劝他成家，认为一个人生活终究不妥。1962年，溥仪与李淑贤结婚，这段婚姻使他的晚年有了较为安稳的家庭生活。
遗憾的是，婚后不久，溥仪的健康状况便持续恶化。泌尿系统疾病反复发作，后来又伴随发热、出血和体力下降。1964年病情加重后，周恩来要求有关方面组织专家会诊，吴阶平等医学专家曾为他诊治，中西医也都参与了治疗。
到了1967年，溥仪已经十分虚弱，却仍四处求医。有时车辆难找，李淑贤便陪着他乘人力车；走不了远路，就搀扶着一步步前往医院。9月末的一天，他对妻子说：“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又担心自己离世后无人照料李淑贤。
10月初，溥仪病情突然恶化，医院床位一度成为难题。家属向有关方面求助后，周恩来作出“特殊照顾”的批示，溥仪才得到妥善安置。10月16日，几位旧日相识前往探望，他仍惦记着国家，表示自己还想继续做些事情。
但生命没有给他留下更多时间。次日凌晨，溥仪去世。周恩来很快派人前往慰问，并询问临终情况。对于李淑贤而言，这份安排不仅是对溥仪的尊重，也让她在悲痛之中感到有所依靠。
家属随后讨论骨灰安置问题。溥仪的七叔载涛、弟弟溥杰以及李淑贤等人认为，既然国家允许多种方式，就不必兴建特殊墓葬。载涛提出将骨灰寄存于八宝山人民骨灰堂，溥杰和李淑贤都表示赞成。
10月22日，家属前往八宝山办理寄存手续。这里没有帝王陵寝的规模，也没有特殊仪式，只有一盒骨灰和一段被时代彻底改变的人生。溥仪的身后安排，既遵从了家族习惯，也符合新中国公民丧葬处理的原则。
1980年，政协为溥仪举行追悼活动，相关善后事宜再次得到妥善处理。那场追悼并非为旧王朝复位，也不是为皇帝身份作某种确认，而是对一个特殊历史人物一生经历的正式告别。ે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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