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1月,江西南昌城内,洪仁玕被清军押上刑场。这个曾经位居太平天国首辅、头衔多达数十字的干王,最终没有死在天京城下,而是败于一次缺乏警戒的夜袭。此前,他写过宏大的治国方案,也留下过激昂诗文,可真正需要他带兵突围时,现实很快撕开了纸上的光彩。
洪仁玕与洪秀全是族亲,两人都曾在广东乡间设馆授徒。1843年拜上帝会初创时,他便是早期信徒之一。那时的洪仁玕,确实和洪秀全走得很近,甚至被视为可以共谋大事的同乡兄弟。
有意思的是,洪仁玕并没有参加太平天国最初的武装行动。洪秀全、冯云山前往广西传教时,他以母亲年老为由留在广东。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他仍未赶往起义军中,反而继续参加清朝科举,落第后回到清远教书。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洪仁玕并非没有理想,却始终缺少破釜沉舟的决断。别人已经提刀上阵,他还在等待一个更稳妥的机会。对于一个后来要主持军政的人来说,这种迟疑并不是小毛病。
1852年,洪秀全曾派人回乡接洪、冯两族亲属前往永安。不料来人另有打算,试图在广东自行聚众,结果被清军击破,许多族人遇害。洪仁玕因此逃往香港,此后在那里生活了七年。
香港经历改变了他的眼界,也塑造了他后来最为人称道的一面。他接触到西方传教士,了解一些历法、地理和西方政制,还向韩山文讲述洪秀全早年的经历。韩山文据此写成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著作,使洪仁玕的见识逐渐受到外界注意。
但见多识广,不等于能够治国。1854年,他曾由香港取道上海,试图前往天京,却因身份无法得到小刀会方面确认,只得返回。后来,他进入英国教会工作,生活有了着落,也积累了不少书本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向理雅各、詹姆士等人学习,后来却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这些洋人写成了受教者,多少显出夸饰性格。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洪仁玕听闻消息,决意前往天京。1858年,他在詹姆士资助下动身,次年3月13日抵达天京。洪秀全见到这位族弟,自然十分欣喜。
“你总算来了。”洪秀全对他说。
洪仁玕回答:“若能整顿内政,联络诸军,天国尚有转机。”
洪秀全很快封他为干王,委以军政重任。问题也由此出现:洪仁玕没有战功,没有自己的部众,更没有长期经营起来的政治基础,却突然站到了万人之上。陈玉成、李秀成等人靠战场厮杀赢得地位,对这位半路入局的族亲并不服气,部下的疑虑也随之增加。
洪仁玕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1859年前后提出的《资政新篇》。其中涉及发展商业、兴办交通、改进教育、采用近代技术,以及建立某些较为开明的政治制度。单看文字,确实比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设想开阔得多,甚至带有近代化色彩。
然而,《资政新篇》更像一份理想蓝图,而不是能够立刻执行的施政方案。太平天国当时正被清军围困,地方割据严重,粮饷不足,军队各自为战。洪仁玕既没有稳定的行政班底,也缺少能把方案变成命令的权力。纸上的制度,落不到破败的城池和饥饿的军营里,便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
更棘手的是,他与前线将领之间始终存在隔阂。安庆失守后,洪仁玕曾把责任更多推向陈玉成,这不仅没有挽救败局,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陈玉成固然对安庆失守负有责任,但把一场复杂的军事失败归结于一人,显然不是成熟的政治处理。洪秀全震怒之下,曾对二人作出革爵处分,太平天国的内部裂痕也进一步扩大。
1863年11月16日,洪仁玕奉命前往各地催调援兵,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天京。可当时各路诸王彼此观望,或称缺粮,或称兵力不足,没有人愿意承担率军救京的风险。首辅的命令失去了实际约束力,这比任何一场战斗都更能说明太平天国已经走到末路。
天京失陷后,洪仁玕与幼天王一行转战。堵王黄文金因伤重去世,洪仁玕被迫承担起带兵职责。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的军事训练,也缺乏临阵经验。队伍进入江西后,夜间没有做好警戒,被清军突然袭击,军队迅速溃散,他本人也被俘。
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遇害。临刑前,他留下不少文字,极力维护洪秀全父子的名分,并把自己塑造成忠贞不屈之臣。那些文章气势很盛,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提出过许多高远主张,却没有建立执行这些主张的力量;他拥有首辅的名位,却没有与之相称的担当和能力。
这正是洪仁玕最复杂的地方。他并不是毫无见识,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庸人。《资政新篇》的价值不能被抹去,但它的作者也不能因一纸方案便被拔高成挽救危局的能臣。太平天国需要的,不只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人,更是能够在混乱中整合军队、安定民心、承担失败的人。洪仁玕距离这样的标准,始终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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