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刘亚楼躺在检查床上，医生摸到他的肝脏时，神情立刻变得凝重。这个长期在战场和空军机关之间奔波的将领，肝脏已经明显肿大，质地硬得异常。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此之前，他仍在处理空军事务。
病情的最初征兆，出现在1964年8月。刘亚楼随李先念赴罗马尼亚访问期间，出现腹泻、腹胀等症状。同行人员劝他休息，他没有停下工作。回国后，妻子翟云英见到他，几乎认不出这个面色蜡黄、明显消瘦的丈夫。
“先去医院看看吧。”妻子一再催促。
刘亚楼却说：“我要先向毛主席汇报出访情况。”
这一拖，就是一个星期。直到9月21日，在家人的坚持下，他才到协和医院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吃惊：肝脏比正常人大出数指，硬度也远超常态。医生很难想象，一个人带着这样的身体，竟然还在持续工作。
空军党委随后研究，报请军委批准，让刘亚楼暂停职务，集中治疗。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要求他安心养病；周恩来也亲自过问治疗安排，决定让他到上海接受进一步治疗。考虑到病情可能带来的心理冲击，相关人员没有马上把最严重的判断告诉刘亚楼及其家属。
离开北京前，刘亚楼没有举行告别，也没有专门向孩子交代。他像往常出差一样，悄悄离开家。可在动身前，他还是去了空军机关大院，办公室、指挥所、门诊部、小学，都一一走过。
这些地方，他太熟悉了。
他叮嘱工作人员，门诊部要抓紧扩建，机关事务不能因为自己离开而耽误。有人劝他不要再操心，他只说：“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好。”
到了上海，刘亚楼的身份变成了病人，可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审阅文件、听取汇报、研究部队建设，仍是每天的重要内容。妻子希望他少管一些工作，他却把病情放在一边，认为军队建设不能留下太多未完成的事情。
有一次，周恩代表中央到上海看望他。刘亚楼听说总理要来，竟提前走出病区，站到医院门口等候。医护人员担心他的身体，几次劝阻，他仍不肯回去。
周恩来赶到后，握住他的手，带着几分责备说：“以后不要这样了，要好好休息。”
刘亚楼见到总理，仍然强打精神谈工作。周恩来没有停留太久，担心交谈时间过长影响休息，慰问后便返回处理事务。这个细节，也为后来那句“我不去看他了”埋下了原因。
刘亚楼病情加重后，有人向周恩来请示，是否再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沉默片刻，还是决定不去了。他太了解刘亚楼的性格：只要听说总理前来，哪怕已经病重，也一定会下床迎接，甚至坚持到门口等候。
这不是客套，而是命令式的责任感。可在病危之际，这种责任感反而可能成为身体的负担。周恩来不去，恰恰是不愿让刘亚楼再次勉强自己。
1965年五一节前后，刘亚楼病情急剧恶化，曾多次陷入昏迷。每次醒来，他问的仍不是自己的病，而是：“空军的事怎么样了？”
妻子曾提出，趁假期让孩子们来见他一面。刘亚楼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拒绝了。他不愿让孩子看到自己病重的样子，也不愿家人因此受到更大打击。病房里安静下来时，他才会拿出孩子们的照片，默默看上一阵。
临近生命尽头，他惦记的仍是空军建设。一次长时间昏迷后，刘亚楼醒来，看见老部下姚克佑守在床边，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交代，空军条令必须编出来，编成后送一本到八宝山。
这几句话，说得极慢，却十分清楚。那本条令，是人民空军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也是他一直放不下的事情。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病逝，年仅50岁。后来，空军条令教材编印完成，老部下据相关回忆，曾将其中一本带到郊外焚化，以寄托对老司令员的追思。刘亚楼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个人的遗言，留在病榻上的，仍是部队、条令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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