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到那首《我向你高呼万岁》，是在大学图书馆一本泛黄的郭沫若诗集里，翻到那一页，整个人愣了好几秒，不是被震撼，是那种生理性的不适——就像不小心咬到一口烂掉的果子，吐出来还得漱半天口。斯大林死了多少次又复活了多少次，什么七千万亿恒河沙数，什么宇宙的生命为秋为春，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首诗写于1949年11月，斯大林七十寿辰，发表在《观察》杂志上，同一年，郭沫若还写了《斯大林万岁》，两首一起作为贺寿礼，由苏联人捎带回国。
问题来了，写《女神》的那个人，写“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的那个人，怎么会在十几年后，写出这种玩意儿？
很多人骂郭沫若不要脸、文人无骨，这话骂得痛快，但骂完之后什么都没解释，郭沫若写出这种东西，不是因为突然变蠢了，而是因为他坐的位置变了，身上穿的衣服变了。
1949年的郭沫若，已经不是五四时期那个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读医、回到上海办创造社、写《凤凰涅槃》的诗人了，这一年他五十七岁，顶着好几个头衔：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这些职务摆在那儿，他的身份已经从“诗人”变成了“文化官员”。
斯大林的七十寿辰，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事，那是一件大事，齐白石、徐悲鸿、茅盾、田汉，一帮人凑了一本纪念册送过去，这种场合，你交什么作业，关系到的不是文学水平，是政治觉悟，郭沫若作为文化界的头号人物，交的不是诗，是一份投名状。
所以诗里那个“你”，其实不是斯大林，那个“你”是权力本身，郭沫若对着它喊“你全人类的解放者”，喊“你的七十岁已经救活了不知道好几万万的人民”，喊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只是道具。
但说实话，写诗写到这个份上，还是让人受不了，原因很简单：他把自己的才华也搭进去了，早年的郭沫若，想象力是野马，情感是岩浆，语言在他手里是有生命的。到了这首诗里，想象力还在，地质年、天文学年、恒河沙数，但全用在了一个不值得用这些词的地方。才华越盛，出来的东西越恶心，这就好比一个顶级厨师，被叫去做一锅馊饭，他居然还真做出了米其林摆盘。
有学者分析过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说他“力不从心”，在政治热情和艺术追求之间找不到平衡，许多作品成了“流于表面的单调政治叙事”，这些话说得客气，客气背后的事实是：郭沫若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他在1959年《骆驼集》的前记里写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择时，可能一首也选不出来。”这十几个字，比那首祝寿诗加起来都重，一个写了大半辈子诗的人，对自己十年间的创作说不出一个字的好话，那种清醒的痛苦，比麻木更折磨人。
陈寅恪选择了沉默，躲进书斋里做他的学问，代价是边缘化。郭沫若选择了写，换来了“文化庙堂”上的那把椅子。这不是为他辩护，只是把这件事说清楚。
今天的人骂郭沫若，骂得再狠也不会有后果，但骂完之后，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有人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你会签吗？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它比单纯骂一句“恶心”要有意思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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