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北京清华大学考场内，陈寅恪面对一张张国文试卷，目光停在一道只有三个字的题上。题面很简单：“孙行者”。可许多考生迟迟没有落笔，甚至有人直接留下空白。
这道题并非临时起意。当年清华招生考试原拟由朱自清负责出题，但朱自清恰逢出国访问，相关工作几经转折，落到了刘文典身上。刘文典事务繁多，又担心仓促命题影响考试质量，恰好陈寅恪前来拜访，两人便谈到了这件事。
陈寅恪并没有立即答应。他清楚，招生考试关系学生前途，题目既不能失之浅陋，也不能故意刁难。经过商议，他承担下来，并在限定时间内拟出两道国文题：一道是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道便是“孙行者”。
作文题给考生留下了较大空间。去过清华的人可以写眼前景物，没去过的人也可以借题发挥，写出心中的校园和读书生活。真正让考生发愣的，是那道对对子。
当时的国文考试，重视标点、订误、作文等基本功。对对子虽然只占一部分分数，却能够同时考查平仄、词性、虚实和语意组织。陈寅恪后来解释，汉语讲究声调与结构，对对子正好能把这些特点集中呈现出来。
考场上的反应颇有意思。有人写“猪八戒”，有人写“沙悟净”，也有人想到“西游记”。这些答案虽然都与孙悟空有关，却没有真正回应题目的要求。更多人不敢乱写，只能把答题处空着。
试卷批到一份时，陈寅恪忽然停了下来。考生周祖谟写下的答案是“胡适之”。
据当时流传的说法，陈寅恪看到后称赞道：“这个答案很好，比我原先设想的还要好。”这句话之所以传开，并不只是因为答案巧，更因为三个字背后的门道经得起推敲。
“孙”和“胡”都是姓氏，名词性质相近；“行”和“适”都能表示行动、到达之意；“者”和“之”又同属虚词。若只看字面，两边并无直接关联，这正接近传统对偶中所谓“无情对”的趣味。
还有一层声韵上的巧合。“胡适之”连读，隐约可以联想到“猢狲”二字，既与孙悟空相关，又没有把答案写得过于直白。它不是简单寻找另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在字形、词性、语意和音韵之间同时找到平衡。
有人认为“祖冲之”也很工整。“祖”对“孙”，姓氏相对；“冲”与“行”也有动作意味；“之”对“者”，同样说得过去。但在陈寅恪看来，这种答案只有局部相合，缺少整体上的转折和趣味，未能形成更完整的结构。
这场小小的争论，后来还引发了外界议论。毕竟，招生考试本应测验知识，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道看似古怪的题？陈寅恪的用意正在于此：真正的国文能力，不只体现在背诵名篇，也体现在能否辨析词语关系，迅速建立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这道题在整张试卷中所占分值并不高。即使没有答出，也不会决定一个人的全部成绩。但在紧张的考场里，短短三个字足以看出考生平日积累。周祖谟能够脱颖而出，绝非单靠灵机一动。
周祖谟后来没有进入清华就读，而是考入北京大学。关于其中缘由，较常见的说法是，他一度难以筹足清华学费，后来选择了北大。陈寅恪与他交谈后，曾肯定其才学，认为这样的学生无论进入哪所学校，都有发展空间。
事实证明，周祖谟后来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成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那张试卷上的三个字，并不是他一生学问的全部，却恰好让人提前看见了他的敏锐与根基。
命题一事，也折射出当时清华学术环境的特点。朱自清、刘文典、陈寅恪等人学术道路不同，治学方法也各有侧重，却都把国文教育看得很重。题目不在表面热闹，而在是否能逼出学生真正的思考。
一副对联，只有六个字，却让考生、命题者和旁观者反复讨论。它留下的并非一道标准答案，而是旧式国学训练中对于字音、字义、结构和分寸感的讲究。这样的考题，难在短，也妙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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