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昭化县，王化琴被押往刑场。这个曾在昭化中学任教的女教师，已经被认定为军统人员，关押二十四天后判处枪决。沿途有人指责，也有人围观，案情看似没有回旋余地。
偏偏就在执行途中，一封信送到了县里。信中没有否认王化琴的军统经历，却指出了另一件足以改变判决的事实：1940年，她曾冒险救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康乃尔。
这件事牵涉的，不只是一名女特务的生死，也牵涉到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复杂处境。王化琴究竟为何进入军统？她又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反过来保护自己的对立面？
王化琴1914年出生于昭化，家中排行第二，人称“王二小姐”。这个称呼既有排行的缘故，也与家境有关。她的父亲王连山拥有大量田产和产业，在重庆、上海还经营钱庄，曾任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需官。
富裕家庭给了王化琴读书的机会。她五岁入私塾，七岁便能写诗，后来先后在南充、重庆、上海求学。父亲与康余山结拜后，王化琴还曾与康余山的两个儿子康乃尔、康克明一同读书，三人由此结下长期关系。
王化琴并非只会读书。她在暨南大学学习教育，之后又学习外语，掌握了多门语言。1935年，她赴日本留学。异国见闻让她意识到，国家的困顿不仅在于财富不足，也在于思想和制度的落后。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化琴回到成都，再次遇到康乃尔。此时的康乃尔已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他的选择影响了王化琴。八月，两人离开成都，辗转到达延安。
在延安，王化琴进入抗大瓦窑堡分校学习，后又与陈云洁参加宣传工作。她们随部队活动，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及其后的转移。长途跋涉中，两人同部队失散，只能一路向西安寻找组织关系。
西安没有找到接应点，衣食和落脚处也成了问题。两人只得报名参加战干团。这个选择并不代表立场改变，而是战乱环境下的求生之举。训练期间，军统少将专员看中了她们的学历和外语能力，提出将王化琴调往重庆。
康乃尔选择留下，王化琴则乘机去了重庆。她被安排到军统第一处，负责日语密码研究，后来调任成都邮电检查所。她的工作包括检查书信和刊物，身份也逐渐从普通职员变成了真正掌握情报的军统人员。
有意思的是，王化琴在成都任职时，康乃尔也在那里活动。她起初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直到1940年，王化琴从军统内部得知，康乃尔等人将在成都一处茶馆开会。
那是一次极危险的抉择。军统当时正加紧搜捕中共人员，若消息泄露，茶馆中的人很可能全部被捕。王化琴明白，自己只要泄密，暴露后不仅会丢掉职位，甚至可能遭到严厉惩处。
当时她正在参加秘密会议，不能随意离席。为了制造突然发病的假象，她咬破舌头吐血，被送往医院后借机离开，再乘滑竿赶往茶馆。
她找到康乃尔时，对方正在二楼。王化琴没有多说，只是轻轻示意。康乃尔随即离开。不到一分钟，侦缉人员赶到，扑了个空。
事后调查很快展开。王化琴的嫌疑无法消除，军统内部也有人试图追究责任。那名当初推荐她进入军统的少将专员，或许出于自身利益，也或许念及旧识，最终没有把证据上报到底。王化琴仍被关押六个月，但保住了性命。
1947年，军统人事变化后，王化琴逐渐失去重用，离开系统，转到学校任教。后来她与校长陆长明结婚，夫妻二人迁往昭化，在教育界工作。四川解放后，她继续担任教师，过去那段经历却没有因此消失。
1951年镇反运动展开，王化琴的军统身份被查出。她承认曾在军统任职，却没有来得及说明全部经过，案件很快按特务问题处理。康乃尔得知后，找到昭化县副县长陈守荣，请他转交信件。
康乃尔在信中写明：“王化琴确实救过我们，不能只看她过去的身份。”据陈守荣后来回忆，康乃尔还提供了当年茶馆脱险的细节，请求重新核实。
这封信改变了案件性质。王化琴没有被执行枪决，判决也随之调整。她曾经服务于军统，这是事实；她冒险救出地下人员，同样是事实。两者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正是这桩案件最难处理的地方。
此后，王化琴继续从事英语教学。退休后，她偶尔与来华外国人交谈。1985年3月16日晚上9时，王化琴病逝，终年70岁。康乃尔当年收到的那次示警，隔了十一年，最终也成为替她作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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