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花巷到梅花岭 ——扬州才女孙阆仙逸事|孙阆仙|徐宝山|扬州市|梁红玉|梅花岭|民国|烟花巷|瘦西湖|镇江|阆仙逸事

导　读
十岁那年，父亲把她的价钱写进了一纸身契；二十岁，她自己动手，把这张契撕了。
她挑中的是一个不识字的盐枭，押上的是全部身家。
三十岁那年的清晨，扬州引市街一声巨响，她成了寡妇，也成了这座城里说话最算数的一个女人。
此后三十四年，她把亡夫的古董、自己的一匣首饰，一件一件换成了江堤、垂柳、学堂的桌凳和一座尼庵的砖瓦。
她画了一辈子梅花，一张稿也没留。
可从烟花巷到梅花岭，这一路，处处都是她留下的“稿”。

引子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扬州城还在料峭里。

梅花岭畔的祗陀林，一灯如豆。一个老尼在佛前坐化了。三天之前，她亲手削去了头上最后一绺青丝——这绺头发，她留了三十四年，从守寡那年一直留到今日。剃度受戒的法号，叫朗潜。

尼众在她枕下翻出一卷手抄的经，纸页边角上有几笔淡淡的墨痕，像是梅花，又像是柳枝。

祗陀林山门

城里的老人却记得她另一个名字：孙阆仙。

他们记得她，多半是因为瘦西湖上那一道“长堤春柳”。从大虹桥一路走去徐园，两岸垂柳数百株，是民国年间她一株一株补种下去的。春日里柳丝拂水，游人只当是老扬州天生的景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柳树，是一个从烟花巷里走出来的女人，用变卖首饰的钱买来的。

要把这个人讲清楚，得倒回去六十年，从城里那条巷子讲起。

一、十岁那年，她被人定了价

光绪九年（1883），孙阆仙生在扬州一户经商人家。

她母亲是侧室，位分低，却生得好看，也认得几个字，会拨琴弦。孙阆仙自小跟着母亲，很早就摸到了音律和丹青。她后来弹得一手好古琴，师承广陵琴派名家王方谷门下；后来佛前那点慈悲心，也是从母亲身上承下来的。

好日子没能过长。

晚清那几年，天灾连着人祸。她父亲在生意场上被人设局，亏了一大笔银子，此后便困在鸦片灯下，田产、宅子，一样一样变卖了出去。孙阆仙十岁那年，母亲病故——家穷到连一副薄棺都置办不起。

父亲就把女儿卖了。

买她的，是竹西一家秦楼楚馆的掌班刘三娘。一纸身契换来的银子，一小半草草葬了她母亲，一大半转身进了烟馆。

十岁，一个人在她父亲那里，被明明白白定了价。

进了那道门，孙阆仙却把自己长成了扬州城里数一数二的当红人物。她杏眼樱唇，柳腰桃面，妩媚里还带着一丝英气；更难得的是“能诗会画，通晓歌舞，擅弹古琴”。迎来送往的年月里，她竟给自己攒下了一身本事。

她心里却供着一个人：梁红玉。那位营中歌女出身、后来在黄天荡上击鼓助战、与韩世忠并肩抗金的女子。

这一节她藏得很深，从不与人说——一个沦落飘零的姑娘，想做的是将军的夫人，不是谁家的玩物。

她等的那个人，叫徐宝山。

二、她给自己赎了身

徐宝山，镇江丹徒人。父亲是编竹器的篾匠，他少年时也曾继承父业。十五岁上父亲病故，从此无人管束，一头扎进了江湖。

这人是个异数。生得牛高马大，臂力惊人，徒手撕碗口粗的竹片，像撕纸。据说有人在江里扔颗花生米，他站在岸边能一枪击中——这些传言真假难辨，但“徐老虎”三个字，是实打实打出来的。

他做过亡命徒，投过盐枭，后来开“春宝堂”、立山堂，贩私盐而成了沿江一霸。别人做私盐往死里捞，他却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每贩一船盐，抽出两包作赈济。此后多年逢灾，他散衣散粥，所以在江北一带，骂他的少，念他的多。

徐宝山

这样一个人，和那一位在旧时歌台暗暗供奉梁红玉的女子，究竟是怎么遇上的，史书上没有留下笔墨。只知道孙阆仙早闻其名，见面之后，是她先开的口——她愿为他赎身上岸。

徐宝山犹豫过。他说自己在江湖上拼杀多年，黑白两道都要他的项上人头；早年在镇江老家娶过一房妻室，奉养老母，他多年不敢回去，就是怕连累她们。

孙阆仙说：我不求名分，只求留在你身边。

她甘愿做妾。还顺手把自己的堂妹也从那里赎了出来，姐妹二人一同进了徐家门。

世人都说她是攀了高枝。可细想——她挑的这个人，不识字、杀过人、前程一片凶险。她押上的不是荣华，是“潜质”；她要的是一个能让她借来做事、做成事的台子。

她二十岁进门，从此改换门庭，另活了一世。

孙阆仙

三、一把椅子，和一个武夫

徐宝山在扬州立住脚，靠的是枪；要在扬州坐稳，靠的却是笔。这门功课，是孙阆仙替他补上的。

她劝他礼贤下士，广延人才。于是冶春后社的一班诗人——吴召封、吉亮工、方尔咸、周树年、胡震，以及扬城名流吴次皋等人——陆续被罗致进了徐宝山的幕中。武夫的厅堂上，从此多了几个满身墨气的人。

这其中最难缠的一位，叫吉亮工，人称“风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也有一身傲骨。徐宝山仰慕他的字，亲自登门延聘，被他一口回绝；到后来，他才勉强入幕。

扬州人至今还传着一段掌故：

有一回徐宝山设宴，遍请扬城名士，吉亮工也在座上。酒过三巡，徐宝山捧出几张粉红笺纸，请吉亮工写副对联。吉亮工提笔就落——

旧纸粉红色；先生油绿痰。

“油绿痰”是扬州人一句讥人夸夸其谈的土话，明摆着是骂他附庸风雅。换了早年间的徐老虎，怕是当场就要拔枪。这一回，徐宝山却拊掌大笑：“有趣！好！好！好！”转身就叫人挂在了堂上。

吉亮工见他真不介意，又写了第二副：

从来文士唯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

这下联，是从唐人章碣“刘项原来不读书”里化出来的——把徐宝山抬进了刘邦、项羽那一排。

再往下，还有一副：

一身都是胆；万事总由天。

能让骂你的人替你提笔，还甘心把骂你的字挂在自家堂上，才坐得住那把交椅。这个道理，孙阆仙懂，她丈夫后来也懂了。

从这一班文人身上，徐宝山熏出了一个新癖好：搜罗古董。孙阆仙大约也乐见其成——一个收藏古董的军阀，到底比一个只会收保护费的军阀体面些。

她没有料到，正是这桩体面事，替她的丈夫定了死期。

四、弥勒庵桥的那盏灯

光绪三十二年（1906），扬州的弥勒庵桥附近，多了一幢租来的两层小楼。

楼里办的是“幼女学堂”，自任监督的，是一位年近四十的妇人。

她本名郭宝珠，字韵笙，出身扬州诗书世家——父亲郭绣君、叔叔郭外峰，都以诗文字画名重乡里。她十五岁及笄之年，父亲在家设诗钟七唱之会，她偷看了命题，当场成诗，还出了警句，从此博得一个“不栉进士”的名头。

十八岁那年，她远嫁亳州知府陈晋的次子陈芷渔。后来公公清廉无蓄，丈夫、公婆相继谢世，她分完家中财物，奉母携子，回到扬州。这一年她将近四十，身边已有十一个子女。

她做了两件在当时的扬州惊世骇俗的事：一是改名叫“郭坚忍”，不冠夫姓，以此对抗礼教；二是开了这所中国人自办最早的女校之一。

办女学而不缠足，这两件事在她手里是拧成一股的。她曾抄起剪刀，从背后把兄长郭宝珩的辫子咔嚓一声铰了下来，逼他“剪辫改装”，出山去给詹天佑修铁路——第二天詹天佑登门送聘书，见他已然改装，两人畅叙甚欢。

开学那天，她在台上讲：

“女子必须知书达礼，才能做贤妻良母，才会有美满的家庭、太平的社会。”

讲到女子何以要读书，她把话说得极狠：

“所谓丈夫者，不过如农夫、樵夫、轿夫、车夫、马夫、驿夫、挑夫而已。况男女无分轻重，女既以男为天，男即以女为地。人居室中可以终日不见天，问谁能片刻离地呼？”

最后她向台下抱拳：

“先生们！姊妹们！我们如一字不识，岂不如同盲人？我们办女学，是为妇女造福。希望大家理解，希望舆论支持！”

这一番话，惊动了扬州城，也惊动了引市街上的徐府。

孙阆仙慕名去了。

她是个“如夫人”。按那时的规矩，妾的身份是上不得台面的。可郭坚忍见了她，没有半分局高临下的意思，竭诚相待。两个人越谈越投契，索性结为了金兰姐妹。

孙阆仙后来对郭坚忍说过的意思是：文人有书卷气，坐在旁边，就像对着夏鼎商彝，比金银养人。

从此郭坚忍教她学诗学画，往来极密。也是在这一段日子里，孙阆仙给女学捐了钱；而徐宝山在枕边听得多了，便拨款把学堂从弥勒庵桥迁到广储门街，又拨五百元添置教具，扩建为“私立扬州女子公学”，内设师范班、高等小学、初等小学，还附设一所专收男童的平民小学，女生招至百余人。

广储门街那处校址，本是李姓盐商抵欠军饷两万两银子的私家园子——一座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宅园，就此成了扬州女子的读书处。

五、辛亥年的两份电报

辛亥那一年秋天，徐宝山的书房里，摊着两份电文。

武昌一声枪响，天下响应。南边的革命党要徐宝山反正，北边的袁世凯也要拉他入伙。徐宝山和幕僚们议了一整日，议不出所以然。他是个识字不多的人，两份电文摆在面前，字都认得，意思却吃不透。

孙阆仙出了个主意：请郭坚忍来。

郭坚忍到了徐府，把电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一句一句讲给他听。徐宝山大为叹服，当场失声道：“参谋弄得我莫名其妙。郭老师真名不虚传——请问我该怎么办？”

郭坚忍正色道：

“今日之举，关系国家光复，请勿犹豫，速复电反清。”

徐宝山这才下了决心，通电反对清廷，拥护革命。

次日南京回电，任命他为第二军上将军长，成立扬州军政分府。此后徐宝山遇有大事，多请郭坚忍来商——扬州城里于是多了一个“女参谋”的名声。

有人说，劝徐宝山反正的是郭坚忍。可电文是孙阆仙请人来解的，那盏灯是孙阆仙点上的。一府之地的转向，是从两个女人坐着说话开始的。

六、五千元的生辰礼

革命军北伐，筹饷是头等难事。

孙阆仙把自己过生日收下的五千元礼金，一分不剩地捐了出去，充作军饷；又亲手组织了一支“女子北伐队”，自任队长。

她终于站到了少年时心中供奉的那个位置上——梁红玉桴鼓临阵的位置。

清末翰林戴光寓居扬州时，写过一首六百余字的《昔蹑妙高台览古》长诗，把她和徐宝山比作南宋抗金的韩世忠、梁红玉夫妇，诗里有这样几句：

漫羡文箫廹彩鸾，恰如红玉耦饥虎。

易弁思筹娘子军，虚怀来叩女方略。

吴宫重教美人战，扬郡俨开夫人城。

冶春后社的诗人许幼樵在《扬州辛亥吟》里，也为她留下过一段：

娘子军随上将肩，北征曾上五花鞯。

闲来帐下耽吟咏，更写梅花佛锦笺。

后社诸人索性送了她一个称号——“扬州第一女英雄”。

只是这四个字，终究没能落到阵前。南北议和，北伐中辍，她那支女子军的旗子，到底没有真正扬起。

倒是多年以后，扬州人说起来，记住的不是她打了什么仗，而是她这人有个怪脾气：不管是诗文还是画作，从不留稿。

七、一声巨响

民国二年（1913），五月。

徐宝山这些年的心气，是往袁世凯那边倒的。他收过袁的巨款，为表忠心，甚至要把儿子送去北京当人质；更叫革命党人切齿的是，他截下了一批从上海发往安徽、江西的军火。

黄兴、陈其美开了会，决定除掉这只“老虎”。

难处在于，徐宝山是个深居简出的武夫。他唯一的软肋，是一屋子古董。

那年春天，上海滩上放出一条风声：有一只名叫“美人霁”的花瓶要出手，原说是清宫御藏，精美绝伦，一日之内能变出几种颜色。徐宝山的眼线报了回来，他立刻动了心。

陈其美拦下了这桩买卖。他请出当年谋炸清摄政王的炸弹专家黄复生，制了一枚炸弹，装进一只讲究的木匣，冒充那只花瓶。五月二十三日，扮作古董商的刺客把木匣送到了扬州引市街。

来人有交代：此物价值连城，务要徐都督亲启。

第二天清早，徐宝山像往常一样，先看古董，再刮脸——他生得一副大胡子，每日要修面。木匣搬进堂中，他俯下身去，怕匣子晃动磕着里头的“瓶子”，还特意用肚子把木匣抵住。

匣盖一开，轰然一声。

一代枭雄，就这么没了，时年四十七。消息上了《申报》，也上了当年的《真相画报》。

那一年，孙阆仙三十岁。

关于徐宝山的死，后来流传的说法不尽相同。祗陀林住持元庆大师是孙阆仙的弟子，他听师傅亲口讲过：那天徐宝山正剃头刮脸，有个师傅带着徒弟上门，头剃了一半、尚未洗，就有人来报，说是袁大总统送来一只古瓷花瓶。徐叫人送进来看，匣子一开，炸弹便响了，他本人和剃头师傅都没能出来；那徒弟恰好出去打水，捡了一条命。

孙阆仙几次要随他去，都被人死死拦住。

八、将军府改作庵堂

引市街八十四号，曾是扬州城最气派的宅子之一。她亲手把它改成了家庵。

她亲自规划设计，构厅屋、架穿廊、开漏窗二十面，透漏雅朴。工程断断续续做到民国十年（1921）才成，庵名“祗陀精舍”，又名“祗陀林”——门额上那三个字，是她自己题的。

她的堂妹、徐宝山的三夫人，剃度做了住持，法号了悟。而孙阆仙自己，只是带发修行。

她皈依佛门，却没有把自己整个关进庵里。她还有一屁股事要做。

她变卖了扬州的家产：一笔留给镇江新河街的老太太和徐宝山的元配，够她们养老；其余的金银财宝，连同徐宝山留下的那一屋子古董，统统拿出去散给了世人。

她出钱修瓜洲江堤，三十里；出钱整修瘦西湖的“长堤春柳”，从大虹桥一直修到徐公祀祠，一株一株补种垂柳数百株。

民国四年（1915），扬州人要在瘦西湖上替徐宝山建祠园——就是后来的“徐园”。工程做到一半，钱不够了，眼看要停。孙阆仙站出来说了话，大意是：这件事，凡我丈夫的袍泽故旧，都能出钱出力；我们自家人倒坐着等现成的，宝山在天有灵，能没有怨气吗？

说完，她摘了头上的簪珥，折了两千元出来。

徐园前后花去银元三万余。出钱最多的，是袁世凯批的一万元国库银；其次是徐宝山旧部张锦湖、方维新、杨少彭、马伯良四位中将倡集的三千元；再往下，就是孙阆仙这两千元。剩下的缺口，由吴次皋等五位监造各分摊——后人称之为“建园五功臣”。

扬州瘦西湖徐园

一座纪念亡夫的园子，出钱最多的私人，是他的遗孀。而这座园子，后来成了瘦西湖上那道著名的“小屏风”。园门上的“徐园”二字，是吉亮工的手笔——一个行楷，一个行草；后人细看那“园”字里的“袁”，说写得很像一只“虎”，便笑谈说：徐老虎再威风，也不过是园中一只困兽。

九、偷学来的梅花

徐园落成之后，园里住过一个孩子。

他叫顾伯逵，扬州后来的名画家。少年失怙，一度失学，寄食在徐园，挂在孙阆仙的门下。他跟着舅父竺仙学画——竺仙原在镇江的佛寺出家，往来镇江、扬州鬻艺，在徐园坐馆。

孙阆仙是常在旁边看的。看着看着，她把案头的画本取过来自己琢磨，竟渐渐摸到了门径。她最爱的，是墨笔梅花，疏影横斜，写出一种极清峻的风神。

——一个曾在歌台上红极一时的女子，一个带发修行的将军遗孀，她的梅花，原来是趴在一个孩子的画案边，偷学来的。

她画梅，却从不留稿；画完即散，从不存底。所以到今天，她的笔墨传世极少。相传徐园享堂东角亭的壁间石上，曾经嵌过她的一幅横幅小件，那样的吉光片羽，如今也早已不知去向。

倒是同城的诗人替她留住了几笔。冶春后社的张曙生为她的一幅画题过诗：

爆竹声中腊已赊，璇闺只爱写梅花。

毫端生意春先占，不放东风过别家。

——她这一辈子，也就只爱写这一枝梅花。

十、妹妹替她把那一仗，又打了一遍

孙阆仙在庵里诵经的日子里，郭坚忍还在城里的风浪上走。

这十几年，这位“郭老师”做了些什么呢？

“二十一条”签下的那年，她在大会上演讲，当场用剪刀刺破手指，写下“抵制日货”四个血字，带着全校女生上街游行。孙中山护法失败重返上海，她专程赶去，在欢迎会上致词，痛斥南北军阀背叛革命。五四运动一起，她又领着女子公学的师生罢课、游行。

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北伐军开进扬州，她在军民庆祝大会上登台痛骂军阀祸国；一个月后孙传芳的兵打回扬州，悬赏三千元捉拿她。她在警察局长刘汉和学生朱文英的接应下，化装成一个乡下病妇，逃到郊外七里甸，避了数日。等她回来，校舍已被抄掠一空，女子公学被迫停办。

到这里，她为扬州女子办学，前后整整二十年。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个叫易君左的外乡文人写了一本《闲话扬州》，下笔轻薄，尤其写到扬州女子，多有不敬。扬州人哗然。

这一年，郭坚忍六十五岁，已是花甲高龄的老妇，却挺身站了出来，牵头组织“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联络扬州七县妇女会与各界，请出本地名律师韩国华，撰下三千余字诉状，一状把易君左、中华书局和编审主任陆费逵告到了镇江地方法庭。这场官司轰动全国，最后以易君左登报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八百元、中华书局销毁《闲话扬州》纸型收场。

——若孙阆仙还是当年在弥勒庵桥听她讲课的那个年纪，大约会挽起袖子，站到她身边去。

只是郭坚忍没能等到更远的年月。民国二十九年（1940），她走了。

尾声：她一生不留稿，扬州的城替她留下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祗陀林里，那个带发修行了三十四年的妇人病重。

临终前三日，她请人为自己剃度受戒，法号朗潜，了了这桩夙愿。

她坐化之后，火葬于天宁寺后；骨灰归葬于梅花岭畔——就在徐宝山祠堂的旁边。那个地方，三百年前埋过史可法的衣冠，是一座城最重的一块土。如今她也睡在那里，与她那只“徐老虎”，两不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