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礼金、利益勾兑：黄大发如何围猎一批公职人员|保护伞|公职|利益勾兑|武汉|涉黑|黄大发|黑恶势力

电视剧《狂飙》里面，高启强能够从小鱼贩一步步成长为搅动地方格局的黑恶大佬，背后离不开一批公职人员的包庇与输送。而在武汉，被民间称作“武汉高启强”的黄大发，从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发展成掌控城中村改造、手握巨额财富的特大涉黑组织头目，横行武汉洪山区二十余年，同样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

黄大发一案，是常态化扫黑除恶以来湖北打掉的规模最大的涉黑案件。一审判决黄大发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报请最高法核准。随着案件异地查办、打伞破网同步推进，一大批曾经身居要职的公职人员被陆续揪出，他们当中有区级领导、公安系统多批次干警，土地城建领域干部。这些人或主动权钱交易，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帮忙站台背书，有的压下群众报案，有的泄露办案信息，最终被黑恶利益裹挟，一步步跌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黄大发的崛起，踩中了武汉城中村改造的时代风口。上世纪90年代，黄大发当选洪山区井岗山村党委书记，成立江宏集团，借着村改的机遇迅速扩张版图。洪山区集中了武汉大量待改造城中村，巨大的土地、拆迁利益摆在面前。黄大发团伙一边使用暴力恐吓、强拆威逼手段掠夺土地资源，一边开始四处寻找权力靠山。金钱开路、人情勾兑，成为他打通各个环节最主要的手段。

很多官员最初并非一开始就打算同流合污。部分人一开始只是参加项目协调会，接受宴请，收下礼品礼金，在人情往来当中放松警惕，慢慢被黄大发套牢。当黄大发团伙暴力拆迁引发群众大量举报、信访，面对大量受害人的控诉，这些保护伞有的压下警情，有的在审批上大开绿灯，有的出面为其化解矛盾，把黑恶分子的违法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黄大发团伙有恃无恐，势力越做越大。

区级领导：为黑恶势力公开站台，沦为利益共同体

在黄大发保护伞链条当中，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陈邂馨，是层级较高的一位。官方通报明确指出，陈邂馨明知黄大发涉黑，长达十五年时间为其站台背书，利用职务便利，在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土地协调、矛盾化解等方面提供帮助，帮助该黑恶组织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客观上助长团伙坐大成势。

陈邂馨长期在洪山区工作，深度参与洪山片区城市建设、旧改拆迁。黄大发的大量核心业务，都落在洪山区范围。二者交集极多。对于黄大发团伙制造的多起暴力冲突、群众上访，他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反而多次出面协调，帮助黄大发化解阻力。本该维护群众利益的公职权力，反过来成为黑恶势力扩张的工具。

另一个关键人物，原洪山区副区长易文军，分管城建、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手握项目协调的实权。判决书显示，易文军在洪山区政府办主任、副区长任上，多次和黄大发接触，参加大量城中村改造协调会议。他不仅收受黄大发一方的贿赂，还主动找黄大发，希望黄大发在拆迁安置当中照顾自己熟人的诉求，利用黑恶势力的资源为私人关系谋利。

当村民遭遇暴力拆迁、权益受损上访，易文军没有站在百姓一边，反而在项目审批、矛盾处置上偏向黄大发的企业。权钱交易之下，监管闸门彻底失守。后来易文军案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成为最早被黄大发案牵连落马的区级干部之一。

这一类地方分管领导的沦陷，危害极大。他们掌握政策、项目调度的权限，他们的默许，相当于给黄大发的暴力生意盖上一层官方的“保护膜”，让普通老百姓投诉无门。

公安系统：多人被查，有案不立、压案不查，充当“挡风墙”

黑恶势力持续作恶，最离不开公安系统内部保护伞。如果报警之后，案件能够正常立案侦查，黄大发团伙很多暴力案件，根本不可能持续二十多年。黄大发案启动异地办案之后，湖北监委一次性披露多名武汉公安系统干部接受调查，场面震动整个武汉政法圈。

黄冈市监委曾经在同一天通报5名武汉公安干警接受审查调查，分别是武汉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张荣成、江汉区分局原局长黄晓屏、视频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张涛、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副局长刘晓鹰、洪山区分局原二级高级警长田继辉。这一批人，不少都曾经在洪山区公安分局任职，长期直面黄大发团伙活动区域。

刘晓鹰早年担任洪山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后来升任洪山分局副局长，手握刑侦办案实权，辖区正是黄大发团伙的主要活动地带。辖区多次发生暴力拆迁、伤人案件，大量受害人报警，本该是刑侦重点打击对象，案件却大多不了了之。知情人透露，部分警情被人为压下，线索被搁置，嫌疑人得不到处理。

张荣成，曾经担任洪山区公安分局局长，之后升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洪山主政期间，面对辖区内黄大发团伙的各类警情，没有彻底深挖，为黑恶势力存续提供空间。之后职务晋升，权力更大，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放大。

除此之外，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也有多名干部被查，包括刑侦总队原副总队长胡家祥、尤连进，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原副支队长彭耀，还有洪山分局基层民警刘中睿。从省级刑侦部门，到区分局领导，再到基层办案民警，形成一条包庇链条。有的接受宴请贿赂，有的泄露举报线索，有的通风报信，有的干预办案，把群众的报警举报拦截在办案环节内部，让受害者求助无门。

为什么要异地用警办理黄大发案件？办案机关事后解释，正是因为本地关系网盘根错节，保护伞交织，本地办案阻力巨大，必须由外地警力介入，才能够冲破人情与利益的藩篱，把案件一查到底。

基层村干部、国土城建链条：沆瀣一气，瓜分土地红利

除了区领导、公安干警，一大批基层村干部、国土、城建相关工作人员，也被黄大发的利益网络裹挟。

黄大发本身出身村支书，深谙基层权力运作逻辑。在洪山区各个城中村，他拉拢、威逼多名村两委干部。部分村支书，被他收买，在土地流转、拆迁补偿上面配合黄大发，低价出让集体土地，损害村集体和村民利益。有的村干部不服从，就会遭到当众羞辱、打压。新京报报道记录，红旗村原村支书涂光成，仅仅因为插话，就被黄大发当众扇耳光，之后涂光成因挪用征地补偿款被判刑，当地基层治理生态被严重破坏。

在土地流转、规划审批环节，国土、住建相关岗位个别公职人员，无视集体土地法规，违规协助办理手续，帮助黄大发以极低价格拿到大片城中村土地。很多地块程序漏洞百出，却一路绿灯过关。集体土地资源，被黑恶势力当成攫取财富的工具。

部分基层干部，有的是被金钱腐蚀，收受房产、现金；有的慑于黄大发的势力，不敢拒绝，选择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正是这一层层的失守，让暴力拆迁、侵占集体资产的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

保护伞是如何一步步沦陷的？

梳理这些被黄大发拉下水的官员轨迹，可以看到一条高度相似的堕落路径。

第一步是人情社交。黄大发善于经营关系，通过项目对接、饭局宴请，和干部建立联系。一开始只是吃饭、收小额礼品，很多人觉得只是普通政企交往，心理防线慢慢松动。

第二步是利益输送。从礼品礼金，过渡到现金、房产、项目分红。拿到好处之后，就很难抽身，把柄落到对方手上，被牢牢绑定。

第三步是权力变现。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项目审批、矛盾调解、案件处置上面，主动或者被动向黄大发倾斜。群众的举报、报警，被压下来，违法行为被纵容。

第四步是深度捆绑。当黄大发团伙犯下越来越多恶性案件，官员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继续包庇掩盖，越陷越深。

黑恶势力与腐败，从来都是相伴相生。没有保护伞，黑恶团伙很难长期盘踞一方。黄大发团伙能够横行二十余年，本质上就是利益不断输送，权力不断失守的过程。这些落马官员，有的身居高位，有的身处一线执法岗位，本应守护普通群众权益，却沦为黑恶势力的“挡风墙”。

打伞破网之后的反思：权力不能被利益绑架

黄大发一审被判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多名保护伞官员相继被查处，部分已经完成司法审判，还有部分干部的案件还在办理流程之中。案件办理过程中，坚持扫黑和打伞同步推进，不把黑恶分子打掉就结案，坚决把背后腐败链条连根拔起。

案件也留下深刻的警示：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涉及巨大土地利益，是腐败和黑恶容易滋生的领域。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就容易被资本、黑恶势力围猎。官员和商人、涉黑人员交往，一旦边界失守，从一顿饭、一份礼物开始，就有可能一步步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