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乾隆年间,安徽徽州府有个货郎,姓赵名大友,三十来岁,为人老实巴交,就是有个毛病——贪小便宜。
他每日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些针线、胭脂、头绳之类的杂货,赚的不多,勉强够养家糊口。
这年腊月,赵大友去邻县进货,回来时天色已晚,抄了一条僻静小路。
走到半路,忽然脚下一绊,低头一看,是一个蓝布包袱,鼓鼓囊囊的。他弯腰捡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足有五十两。上面还有一封信,封口完好,写着“呈徽州府祁门县知县张大人亲启”。
赵大友的心“咚咚”跳了起来。五十两银子,够他一家三口吃用三年。他四下张望,路上空无一人,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他犹豫了半天,最终把包袱揣进怀里,挑起担子快步往家走。
回到家, 赵大友把门关好,把银子倒在床上,一枚一枚地数,越数越欢喜。他媳妇王氏见这么多银子,吓了一跳,问道:“你哪来的银子?莫不是偷的?”
赵大友把捡包袱的事说了。王氏听了,脸色发白,说道:“这银子上面有封信,是写给知县的,说不定是公事。你昧下了,万一官府追查起来,怎么得了?”
赵大友说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这包袱是在路上捡的,又不是我偷的。”
王氏说道:“可那失主丢了银子,不定多着急呢。若是救命钱,你昧下了,良心过得去?”
赵大友不耐烦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五十两银子,够咱家过三年。你若是心疼那失主,你去替他找?找到了再还他,找不到就是咱的。”
王氏劝不动他,只好由他去。赵大友把银子藏在床底下的坛子里,第二天照常挑担子出门卖货,心里却美滋滋的,盘算着开春之后租几亩地,再也不用走街串巷了。
过了三天, 赵大友正在村口卖货,忽然来了两个衙役,拿着画像挨家挨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银子,还有一封公文,是孙富孙老爷托人送给张知县的。”
赵大友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说道:“没见过。”
衙役走了之后,赵大友慌忙收摊回家,把包袱从床底下翻出来,想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可找来找去,家里就巴掌大的地方,藏哪里都觉得不安全。
正在发愁,忽然门外有人敲门:“赵大友在家吗?”
赵大友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包袱塞进灶台后面的柴堆里,然后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绸缎,白白胖胖,一看就是有钱人。
那人拱手说道:“在下姓孙名富,是祁门县的商人。前几日托人送一封急信给张知县,没想到送信的人在路上丢了包袱。那包袱里有五十两银子和一封公文,若是落到旁人手里,误了公事,在下可担待不起。听说赵兄弟前几日从那条路上回来,可曾看见一个蓝布包袱?”
赵大友心里七上八下,嘴上却说道:“没看见。那条路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是谁丢的?”
孙富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说道:“赵兄弟,你若捡到了,还给我,我情愿出十两银子酬谢。可你若昧下了,被官府查出来,那便是侵占官物,轻则杖责,重则流放。”
赵大友涨红了脸,说道:“你莫要诬赖好人!我说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孙富脸上的笑收了,说道:“好,既然赵兄弟不肯承认,那我便去县衙告一状。到时候官差来搜,搜出来了,可就不是十两银子的事了。”
说完,孙富转身走了。赵大友站在门口,心里又急又怕。他回到屋里,把包袱从柴堆里扒出来,盯着那五十两银子发愣。
王氏在一旁劝道:“当家的,还了吧。这银子烫手,留不得。你想想,人家能托人送五十两银子给知县,那是什么来头?咱一个平头百姓,斗得过人家吗?”
赵大友犹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揣着包袱去了县衙。
祁门知县姓张名秉正, 是个老成持重的官员。他接了赵大友呈上的包袱,打开一看,银子数目对,公文封口完好,便让人把孙富传来。
孙富到了堂上,见了包袱,喜出望外,说道:“大人,这正是小人丢失的包袱!”
张知县问赵大友:“你在哪里捡到的?”
赵大友说道:“在县城南边的小路上。”
张知县又问孙富:“你的包袱怎么会在路上丢了?”
孙富说道:“小人前些日子去乡下收账,回来时天黑了,走到南边小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包袱散落,小人当时没发觉,回到家才发现包袱不见了。小人沿途找了两遍都没找到,只好来衙门报案。”
张知县点了点头,说道:“赵大友捡到失物,虽起初不肯承认,但最终还是交到了衙门,本官便不追究了。孙富,你丢失的银子分文不少,拿回去吧。”
孙富接过包袱,数了数银子,忽然说道:“大人且慢。小人这包袱里除了银子和公文,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
张知县问道:“什么东西?”
孙富说道:“小人有一枚玉扳指,是祖上传下来的,虽不值几个钱,却是小人心爱之物。这包袱里原来有那枚扳指,现在却没了。”
赵大友一听,急了,说道:“我捡到包袱的时候,里面只有银子和一封信,没有什么扳指!”
孙富说道:“你方才说捡到包袱时天黑了,你怎么看得清里面有什么?分明是你拿了扳指,只把银子和信交了出来!”
赵大友百口莫辩,急得满脸通红,说道:“大人,小人真的没拿什么扳指!小人在路上捡到包袱,连打开都没打开几回,怎么会知道里面有扳指?”
张知县看了看赵大友,又看了看孙富,沉吟了一会儿,问道:“孙富,你那枚玉扳指是什么样子的?值多少钱?”
孙富说道:“是白玉的,上面刻着一个小老虎,约莫值三五两银子。”
张知县又问赵大友:“你可曾见过这样的扳指?”
赵大友说道:“小人见都没见过!”
张知县点了点头,说道:“此案本官已有计较。孙富,你说赵大友拿了扳指,可有人证?”
孙富摇头:“没有,但包袱在他手里,不是他拿的是谁拿的?”
张知县说道:“话不能这么说。赵大友捡到包袱,若真贪心,大可连银子一起昧下,何必只拿一枚不值钱的扳指?况且他若拿了扳指,方才便不会把包袱交出来。你丢了银子,赵大友交出了银子,这是事实。至于扳指,你拿不出证据,本官不能单凭你一句话便定赵大友的罪。”
孙富脸色一变,说道:“大人,小人丢了东西,难道就这么算了?”
张知县说道:“本官问你,你包袱里可有别的东西?”
孙富说道:“就是银子和公文,还有那枚扳指。”
张知县忽然一拍惊堂木,说道:“孙富,你方才说你的包袱里有一封公文,是送给本官的。本官问你——那公文上写了什么,你可知道?”
孙富一愣,说道:“这……这是小人托人转交的,小人不知道内容。”
张知县说道:“你不知道内容,那本官告诉你。这封信是告发你走私茶叶的密信,写信的人叫李义,他已经在本官这里备了案。你丢失的所谓‘公文’,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公事,而是你走私的证据!”
孙富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哆嗦着说道:“大人……小人……小人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张知县冷笑一声,说道:“你走私茶叶,被李义发现,李义写了密信告发你,你得知之后,半路截住了送信的人,抢回了包袱。可你没想到,送信的人被你打晕之后,包袱又被赵大友捡了去。你怕赵大友把信交到官府,便编了个‘丢银子’的谎,想先把包袱要回去,再反咬赵大友一口。本官说得对不对?”
孙富瘫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一时糊涂……”
张知县命人把孙富押入大牢,又让衙役去传李义到堂作证。案子审明之后,孙富因走私茶叶、诬告良民,判了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
赵大友站在堂下, 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本以为张知县会追究他起初不肯承认的事,没想到张知县连提都没提,反而把孙富给办了。
张知县把他叫到跟前,说道:“赵大友,你虽起初贪心,但最终还是把包袱交了出来。本官不罚你,只送你一句话——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你今日贪了五十两,明日便可能为五十两丢命。你回去好好想想。”
赵大友跪下磕头,说道:“小人记住了。”
出了县衙, 赵大友一路走一路想。他想起那五十两银子,想起孙富那张笑脸,想起王氏劝他的话。走到家门口,王氏迎出来问道:“怎么样了?”
赵大友说道:“银子还了。那姓孙的是个走私犯,想栽赃我,被县太爷识破了。”
王氏念了一声佛,说道:“还了好,还了好。我就说那银子烫手。”
赵大友进了屋,把担子收拾好,第二天照常出门卖货。走到村口,遇见几个熟人问他:“赵大友,听说你捡了银子又还了?你是不是傻?”
赵大友笑了笑,说道:“傻就傻吧。银子是人家的,还了就还了。”
后来, 赵大友依旧走街串巷卖他的针线胭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他每天晚上都睡得踏实。有一回,王氏问他:“你后悔不?”
赵大友说道:“后悔啥?”
王氏说道:“后悔把那五十两还了。”
赵大友想了想,说道:“还了银子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拿着那五十两银子开了个铺子,结果孙富找上门来,把我告了。县太爷判我侵占官物,打了四十板子,流放三千里。你一个人在家,哭得死去活来。我吓醒了,浑身是汗。从那以后,我就想通了——不是自己的东西,拿了心里不踏实。”
王氏听了,笑道:“你能想通就好。”
赵大友说道:“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吃多少用多少,都是定数。你该得的一文不少,不该得的一文不多。你要是硬拿,早晚得吐出来,还得搭上利息。”
正是:
五十两银买教训,不是自家莫伸手。
夜里安眠胜过金,良心安稳最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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