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由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创排的现代琼剧《百年红宅》在海口首演。该剧的首演带给业界很多思考：红色题材戏曲这些年不缺作品，缺的是把观众已经知道的结果重新变成一个未知过程的能力。把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搬上舞台，它的价值不在于写了一次地方会议，而在于尝试了一条地方党史进入全国叙事的路径。
革命并非只从少数几处地方起步。1926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在海口竹林村邱宅秘密召开，到会代表11人，代表全琼240余名党员，平均年龄只有26岁，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到会指导。大会为琼崖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次年椰子寨战斗打响琼崖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此后的二十三年，党组织在孤岛上坚持斗争，红旗不倒。这段历史过去多停留在地方史志和旧址陈列中，舞台艺术创作很少触及。该剧补上的，是海南的一条题材线索，也是全国同类创作中长期偏轻的一个部分。
这部剧处理地方题材的办法，是把地方写深，而不是把地方放大。邱宅、竹林、骑楼、码头，还有南洋侨批、侨商捐资，都不是随手添上的地方风情，而是1926年海口革命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剧中，全城联络点接连暴露，旧军阀残余和密探仍在暗处活动，一群青年要在这样的局面里把党组织建起来。这是海南一地的经历，也是建党初期的一个切面。地方经验写得越具体，观众越容易相信。看懂了竹林里的那盏灯，才可能接受“孤岛奋战，红旗不倒”不是一句空洞的结论。
在叙事上，这部剧避开了红色题材容易滑向的“事件再现”。不少作品把力气用在开会、宣誓、牺牲这些场面上，观众早已知道结局，戏只剩下对历史的复述。该剧反其道而行，把大会推到幕后，笔墨主要落在会前：联络点被破坏，代表受阻，密探步步紧逼，邱宅随时可能暴露。革命在这里不再只是高光的一刻，更多是隐忍、试探、权衡和坚守。这种以过程为主的写法，对当下创作的趋同是一纠偏：革命不是一场结局已知的表演，而是一群普通人在绝境中反复权衡、仍然向前的组织工作。
人物塑造同样值得一提。王文明反复计算代价，杨善集拿出父亲留给他的银元去救蓉姐的孩子，邱秉衡读过母亲的字条后跪地献出祖宅，蓉姐则从受助者变成了站在人墙最前面的母亲。这里没有天生不怕死的英雄，只有在那个晚上退路被堵死、仍然选择站着等的人。红色题材要回答“人民为什么跟着走”，就不能只写“革命者伟大”。全剧分量最重的，是那面由码头工人、小贩、鞋匠和妇孺组成的血肉人墙。枪口最终落下去，不是被口号说服，而是被民心逼退。
琼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部戏里并不只是外在的包装。地方戏演地方党史，本身就有天然的亲和力。民谣、声腔、方言，加上骑楼街市里的各种声音，构成了海南特有的文化语汇。更有意味的是，它把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从静态的馆藏变成了舞台上的动态叙事，为红色文旅提供了可以落地的路径：旧址研学、戏曲展演、进校园进社区、常态化演出，都可以围绕“百年红宅”来做。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需要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流量，也需要文化上的根脉。对海南来说，这段红色历史也是它区别于别处的一部分。
对其他地方的院团来说，这部剧还有一层参照意义。本土的题材由本土剧种来演，并不等于自我封闭，而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艺术语言去参与全国的红色题材创作。琼剧唱的是海南的事，海南观众认得出骑楼街角，也认得出码头号子；外地观众则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地方经验，理解中国革命的多中心、多路径。许多省份都有自己的“地方第一”：第一个党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个根据地，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历史图景。它的价值，也许更在于提示了一种办法：把本土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有普遍情感基础的舞台作品，让地方戏既有地域特点，又能和全国观众对话。这比简单地移植大题材更可持续，也不容易被替代。
当然，如果放在全国巡演和经典化的标准下看，它还有需要收紧的地方。节奏可以更凝练，剧种本体的特点可以更突出，青年演员需要更多舞台上的磨炼，版本也要在一场场演出中继续调整。首演只是一个起点。
地方党史进入全国叙事，不必把地方抬高成中心，关键在把它写透。写透了一处地方，也就写清了这场革命的一个侧面。剧终那盏灯从邱家祖传的器物变成革命的灯火，又回到寻常百姓中间，这样的收束，或许比任何宏大的结论都更有说服力。
文/陈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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