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天，澳门一幢临街小楼里，叶挺正拿着木锤修理一张旧桌子。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阳台上养着鸽子，屋内却堆满德文军事书籍。很难想象，这位曾率领独立团北伐的名将，此时没有军队、没有职位，甚至常常要亲手修家具、谋生计。
叶挺的“隐居”，并不是远离世事。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香港、澳门之间躲避风声。1928年，他离开党的组织，前往欧洲。后来他多次说起这段经历，称这是“一生的遗憾”。这句话背后，有个人情绪，也有当时革命低潮和党内矛盾留下的沉重压力。
抵达柏林时，叶挺并没有成为理想中的军事留学生，而是一个流亡者。德国正处在经济危机前夜，失业、动荡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街头工人集会的场景，使他联想到1918年德国革命，也联想到1927年广州起义的失败。
这种触动让他一度封闭自己。他少与人交谈，埋头读书，甚至加入过提倡素食的团体。生活费主要靠亲友接济，但物价上涨后，钱很快捉襟见肘。有人劝他重新振作，他却只是淡淡地说：“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
1930年春，周恩来途经柏林，专程去看望叶挺。两人谈了很久，周恩来没有绕弯子，直接劝道：“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这句话并没有立刻改变叶挺，却像一根针，刺破了他长久以来的消沉。
靠别人养活，叶挺心里过不去。他找过工作，因为身份特殊，又碰上经济萧条，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雇主。后来，他和几名同样困难的朋友凑钱，在柏林工人区办了一间小饭馆，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包餐。饭馆规模不大，却让他们有了收入，也保住了生活上的尊严。
为了维持生计，叶挺还做过不少杂活。他在维也纳卖过豆腐和豆芽，到法国乡下采购蜂蜜、蔬菜，再拿到巴黎街头售卖。缺钱时，他甚至捡回市场丢弃的蔬菜腌制食用。名将的光环，在柴米油盐面前并不能换来现钱。
有意思的是，生活越窘迫，他越没有放弃读书。他购买了大量德文书籍，连厚重的百科全书也一册册收藏。军事、化学、工程，都是他反复钻研的内容。他还在住处做过爆破实验，弄得满屋烟雾，偶尔震坏窗户。有人担心危险，他却认为，军人的本领不能因为失意而荒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的心情再次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加剧，国内危局越来越紧，他不再满足于旁观和阅读。1931年至1932年间，他携妻子李秀文和孩子返回澳门，结束了主要在欧洲的漂泊生活。
澳门的日子看似安稳，实际上并不轻松。叶挺一家人口增多，住房拥挤，他便自己修桌柜、砌水池、养鸽子，还给孩子讲故事、教识字。孩子们淘气时，他会陪着捉迷藏；要求学习和锻炼时，却毫不含糊。冷水洗澡、下水游泳、外出劳动，都是家中的常事。
家庭生活没有让叶挺忘记国家处境。陈济棠、陈诚等旧识曾邀请他到军队任职，但叶挺没有接受。他看得很清楚，这些部队当时或参与“围剿”红军，或依附蒋介石，所谓“协力共事”，实际可能意味着站到自己不愿站的一边。
陈济棠再次写信劝说，叶挺回信严厉斥责其镇压革命者的行为，并表示自己回国是为了抗日救亡，不是为了谋一个职位。对方派人送来礼物，他也原封不动退回。这样的选择，使他在经济上更加困难，却保住了政治立场。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宣布反蒋抗日。叶挺以客座参谋身份参与其中，希望推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遗憾的是，福建事变因军事部署混乱、内部意见不一和外部孤立，很快失败。叶挺再次经历了失败，却没有因此重新投向旧部队。
回到澳门后，他继续参与抗日反蒋的联络工作，还协助在板樟庙街设立小型印刷厂，印制社会科学书籍和时事材料。他往返港澳，联系旧日同事，也暗中关注江西苏区的消息。有人来找他谋职，他没有简单安排差事，而是劝他们到江西参加红军。年轻人犹豫不决，他指着窗外说：“有前途的地方不敢去，那还能怎么办？”
1936年，潘汉年在香港与叶挺会面，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也希望他发挥旧日军界关系，推动各方合作。叶挺听后十分振奋，说：“我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了。”这次联系，意味着长久的隔绝终于出现转机。
所以，叶挺脱离组织后的十年，并非单纯躲在家中度日。他摆过摊、办过饭馆，修家具、读专著，照料妻儿，也参与联络和宣传；他曾经消沉，却没有放弃军事研究；身处困顿，却没有接受违背原则的职位。1938年，他出任新四军军长时，走上的并不是一条突然出现的道路，而是从这段漫长漂泊中重新走出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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