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傍晚，北京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即将下班，一名身穿灰色呢大衣的男子走进了行长秘书室。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四处张望，只说自己来自国务院办公厅，要亲手递交一份急件。
办事员见对方举止稳重，便放松了戒心。男子递上一只牛皮纸信封，又拿出一本发文本，请他签收。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像是熟悉机关规矩的工作人员。
信封上的字样十分醒目：“速送，限时送达。”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机关人员对“紧急任务”和“政治要求”格外重视。行长曹菊如外出未归，值班秘书只好将信件送到相关负责人手中。
拆开信后，几行字立即让在场人员紧张起来。内容大意是，因西藏方面举行宗教活动，需要拨款修缮寺庙，并要求人民银行准备二十万元旧钞，面额以十元为主，在当晚七点前送到民族饭店。
更让人无法迟疑的，是信纸上的批示和签名。落款被认为出自周恩来总理之手，旁边还有具体要求：钞票要旧，包装要妥当，必须按时交付。
“这不合常规。”有人提出疑问。
值班人员也清楚，正常拨款通常要经过财政部门和国库程序，不会仅凭一封信直接从人民银行提取现款。然而，文件上有批示，事情又牵涉民族宗教工作和对外影响，谁也不愿承担耽误任务的责任。
疑虑很快被一通电话压了下去。电话那头自称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催问款项准备情况。这个电话并没有留下更多核验空间，却让银行方面相信，眼前的任务确实得到上级关注。
货币发行部门随即调集现金。二十万元，全部为十元面额，就是两万张钞票。工作人员从北京分行调款、清点、捆扎，再装入麻袋。每一步都很仓促，却又不敢出错。
当晚七点左右，银行人员把款项送到民族饭店。那里已经有一名自称“赵全一”的男子等候。他穿着干部式中山装，说话沉着，随身带着一封所谓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信上还有印章。
介绍信的格式、用语和纸张都像模像样。面对银行人员提出的收条盖章要求，男子解释说时间紧迫，介绍信上已有印章，带回去入账即可。这个说法听起来合乎情理，银行人员最终交出了两只麻袋。
男子并没有让银行人员帮忙搬运，只说车辆在外面等候。待对方离开后，他从饭店后门脱身，把钱转移到一辆自行车上。一个冒充国务院工作人员，一个冒充领取款项的干部，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事情暴露，并不是因为现场出现了明显差错，而是因为后续手续迟迟没有到来。几天后，人民银行向总理办公室核实，得到的答复却是：周恩来从未作出这项批示。
银行内部随即复查。那封介绍信、印章和签名全部属于伪造，所谓“赵全一”也查无此人。公安机关接手案件后，从送信人员、饭店目击者和文件来源三方面展开调查。
纸张成为突破口。鉴定人员发现，伪造公函使用的并非普通信纸，而是机关内部留存的旧式公文纸。收条上的署名还出现笔误，“赵全一”中的字写得不合常态；“人民币”三字则带有明显的财会人员连写习惯。
侦查方向因此转向中央机关中有财会经历、熟悉公文格式的人。经过纸张比对和走访排查，线索逐渐指向对外贸易部一名科员王倬。
王倬三十六岁，辽宁人，曾在经济类院校学习，后来进入机关工作。案发当日，他恰好请假；案件见报后，同事偶然拿他开玩笑，他反应异常激烈。办案人员又设法让他现场书写，结果发现他的笔迹、用字习惯与伪造材料高度接近。
1960年4月5日凌晨，公安人员将王倬抓获。搜查中发现了作案时穿过的呢大衣残片和被拆散的自行车。那笔巨款则被藏在院内木箱中，部分钞票已经被烧毁，查获金额为十九万零三百多元。
证据面前，王倬承认，他曾长期临摹周恩来签名，研究机关公文格式，并利用自己熟悉财务和公文流程的条件策划作案。他精心利用了人们对“政治任务”的敬畏，也利用了紧急情形下核验程序被压缩的漏洞。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其母张可云因包庇、帮助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起案件从案发到破获，前后不到一个月，却给当时机关安全和款项管理敲响了警钟：越是打着重要名义的急件，越不能省略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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