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南京，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德结束下连队工作回到机关，却听到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组织准备安排他转业地方。
这件事来得突然。王德参加革命已有十多年，从抗日战争走到解放战争，又长期在部队机关从事参谋工作。对他而言，军装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多年战斗经历的延续。让他离开部队，心里自然有很大波动。
他没有立刻争辩，也没有留在南京反复申诉，而是借着回乡探亲的机会转道北京，去见几位曾经共事的老首长。这个选择，既有求助的意味，也说明他知道，问题恐怕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
王德早年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任职，逐步从普通参谋成长为三野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在军队机关干部中，他属于能力较强、办事有冲劲的一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曾评价他有干劲，也有能力。陈士榘、张震、张爱萍等人担任参谋长时，王德都曾在他们身边协助工作。
问题出在1959年此前的一次意见表达上。总政治部曾要求部队发扬民主，鼓励干部讲真话、提意见。王德确实响应了这一要求，但他采取的方式比较激烈，在会上贴出大字报，批评军区主要领导，并使用了“狭隘”“自我批评不够”等较重的话。
意见本身未必不能提，关键在于怎样提、对谁提、在什么场合提。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是一个整体的军政主官，公开批评如果缺少分寸，很容易使领导的威信受到冲击，也会把正常的工作分歧变成组织关系上的紧张。
有意思的是，王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去了北京，先见到了陈毅。陈毅当时已经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主要负责外交事务，但仍参加有关军队工作的会议，在军内有很高威望。
陈毅没有一味替他开脱，而是直接指出他身上的问题：“你有能力，但也有些骄傲。”这句话分量不轻。王德希望老首长出面说情，陈毅表示可以替他反映情况，但教育也没有停下。
离开陈毅那里后，王德又去见张爱萍。1952年，张爱萍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王德作为副参谋长在他手下工作过。两人有工作交集，张爱萍对他的长处和脾气都比较了解。
随后，他见到了宋时轮。抗战胜利后，宋时轮曾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王德当时在他手下任参谋。此时的宋时轮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对这位旧部的遭遇并不陌生。
宋时轮没有承诺一定能够改变组织决定，只是提醒他，见到罗荣桓时一定要严格自我批评，不能继续固执，更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句提醒，实际上点出了事情的关键。王德若只是想证明自己有理，谈话很难产生效果；只有承认方法失当，正视自己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的问题，才有可能让老首长真正帮他分析处境。
罗荣桓是王德在山东时期就认识的老领导。抗战年代，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德曾在司令部工作。那段经历，使罗荣桓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性格特点都有较深了解。
此时罗荣桓身体状况已经不佳，1956年后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日常工作相对减少。王德仍然前去拜访，既是希望得到帮助，也知道这可能是一次难得的思想上的提醒。
谈话中，王德把事情经过作了说明。罗荣桓没有简单地说谁对谁错，而是逐层分析：对上级提出意见可以，但不能因为强调民主，就忽视组织纪律；批评领导可以有事实依据，但不能用损害威信的方式表达。
罗荣桓还让他明白，转业报告并不是某一位领导个人的决定，而是南京军区党委集体研究后上报的意见。即使中央和军委领导掌握最终处理权，也要充分尊重下级党委的意见，不能因为某位老首长出面，就轻易推翻组织程序。
这番话实际上已经说明，转业一事很难避免。王德原本希望通过几位老首长改变结果，最后得到的却是一堂严肃的组织纪律教育课。罗荣桓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老一辈领导干部公道、克制的一面。
王德离开部队后，在地方工作了两年多。到1962年，他重新回到军队。经历这次波折后，他仍被组织继续使用，并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
从副参谋长到转业，再到重新穿上军装，这段经历并不只是一次职务变化。它留下的分量，恰恰在于一个有能力的干部，如何面对自己的锋芒，如何区分敢讲真话与无视组织纪律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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