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55年授衔，好多人都知道不同军衔对应不同级别，可很少有人细聊1952年定级的那些特殊情况。1952年定级的时候，一共评出37位正兵团级干部，按惯例正兵团级对应上将，可偏偏出了四个例外，今天咱们就捋清楚这事。
1952年全军搞统一定级，后来1955年授衔基本都是按这次定级的结果来参考的。级别越高授衔越高，正兵团级往上走就是军委委员级、正大军区级，对应的授衔基本就是大将和元帅。所以正兵团级本来就是妥妥上将的底子。
37位正兵团级里，1955年授衔时有33位都拿到了上将军衔。这个比例足够说明，正兵团级对应上将是没毛病的。那四个例外，全都是特殊原因造成的。
头两个破例升为大将的，这事和我军的山头平衡有关，不是随便提拔的。毛主席都亲口说过，中国革命是不同山头不同部分组成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授衔的时候各个大的革命山头都得有自己的代表，这样才能团结，大家都服气。
当时军委委员级一共有13人，本来这些人就是大将的预备人选，可这里头偏偏缺了两个核心山头的代表。红二方面军没人在这个名单里，红四方面军也找不出合适的代表。红四方面军原本有李先念和徐海东，李先念转地方工作不参与授衔，徐海东当年带红25军单独长征，早就脱离红四方面军建制，也没法当代表。那只能从正兵团级里挑，最后挑中的就是王树声和许光达。
许光达能当这个大将代表，核心是他的代表性没人能比。红二方面军的根是红二军团，出自湘鄂西苏区，许光达就是根正苗红的红二军团老人，还参与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早年湘鄂西苏区肃反，大批高级干部被害，活到1955年授衔的，除了贺老总就是他，真的没人能替代他。
许光达虽然早年去苏联养病，缺了六年国内革命的经历，但是各个阶段的资历都够门槛，贺老总也力挺他，说他大革命、内战、抗战、解放战争、苏联红军经验全有，完全够格当大将。最后定下他当大将，真的没啥争议。
红四方面军这边，情况也挺特殊，早年各种运动下来，不少能打的高级干部没能留到授衔，剩下的里头也找不出各方面都合适的。比如当年的年轻军长程世才，到解放战争时期没能打出亮眼的战绩，不符合大将的标准。数来数去，只有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最合适。
1952年定正兵团级的时候，王树声刚好当湖北军区司令员，所以定了正兵团级。后来组织要选他当大将代表，特意在1954年提拔他当国防部副部长，相当于提前铺路，最后他也顺理成章成为大将，算是实至名归。
升说完了说降，第一个主动降衔的就是徐立清。他本来资历完全够上将，红军时期当过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是旅政委，解放战争是兵团政委，1952年定级就是正兵团级，按说上将稳拿。
他主动要求降衔，核心就是风格高，他当时是总干部部副部长，本身就是评衔工作的核心成员。刚好当时中央说要压缩将官数量，他为了避嫌也主动谦让，就提出要降为中将。组织劝了他好几次他都不听，最后他就成了唯一一个正兵团级出身的中将，这段谦让的佳话直到现在还被人提起。
最特殊的就是那个被降为副兵团级的王建安，说起来他真的挺冤的。按资历王建安一点不差，红军时期就是红四军政委，抗战当过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是第九兵团司令员，1952年还在朝鲜当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兼政委，1955年本来妥妥的上将。
他出问题是在1954年，当时揭批高饶的问题，王建安当年受过饶漱石的提携，也认可饶漱石之前在华东工作的能力，就是不愿意出来发言批判，一直保持沉默。
当时华东军区给他定了骄傲自满、不服从党委领导的结论，1954年直接把他从正兵团级降成了副兵团级。1955年评衔的时候，中央还在他拟授上将的名字旁批了骄傲自满，不少人建议改授中将，甚至有人说干脆不授了。
还是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元帅公道，他说王建安没有原则性错误，不能因为这点认知上的问题就否定他一辈子的功劳，那样太不公平。所以罗荣桓力排众议，先把他的名字从授衔名单里划掉，等着事情缓一缓再说。
一年之后，王建安也想通了，主动写了检讨承认错误，不少老战友也帮他说话，中央的态度也松动了。罗荣桓见时机成熟，再次上报中央申请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很快就得到了批准。王建安的上将军衔，就这样比别人晚了一年才拿到。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1955年授衔正兵团级干部情况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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