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不仅有黄果树瀑布，还有屯堡文化。此地的屯堡文化保存最完整、分布最集中、活态传承最丰富，安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屯堡文化之乡”。安顺离我所在的花溪大学城并不远，比如天龙屯堡，直线距离也就四十多公里，我去过好几次，也翻阅了一些相关史料，但感觉终究被隔在某种“墙”之外。直到最近读冉正万的长篇小说新作《屯堡》，我才打破那堵墙，一下子被拉进六百多年前大明西南边陲的历史现场。《屯堡》是典型的地方写作，但又超越了地方写作。近些年，“地方写作”是文学批评界的热词之一，理论方面的讨论不少。我以为，《屯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其中的启示，值得我们重视。
作家们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比较有信心写的是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当代，一般而言，超出一百年的范围，就有点犯难了。深陷同时代“共时性”的惯性与惰性，对触碰“历时性”的历史纵深难有自信。这是当代写作的普遍困境，地方写作自然也存在这个问题。《屯堡》主动尝试跨越地方写作的时间窄门，向六百年前的历史深处掘进，为当下的屯堡文化找到最初的生命原点。冉正万此前的写作中，最远的历史线也不过晚清而已，《屯堡》中的时间大跨越，是作家个人写作史的一次飞跃，也是贵州文学写作的一次推进。挑战性不言而喻，为了让这段历史纵深不沦为空洞的背景，冉正万推翻了三万字初稿，走遍安顺鲍家屯、傅家寨、水城蜂王屯等六七处屯堡遗址，把历史的细节锚定在真实的土地肌理之上：他写鲍家屯至今仍在使用的水利工程，是入黔军士把江南的治水经验与贵州喀斯特地貌结合的产物；他写傅家寨的石墙高度、瞭望孔角度，完全符合明代卫所的军事规制，每一块石头都对应着“一手持戈、一手扶犁”的屯垦制度要求；他写烟笼山的红盐、斯拉河的可食用野菜，都是当年屯民与土著共同生存的依靠，至今仍能在当地的饮食习惯中找到痕迹。这种历史纵深不是悬空的历史回溯，而是从当下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今天屯堡的每一处景观、每一种习俗，几乎都能在六百年前的生存困境里找到源头，地方写作的时间维度就此被打通，静态的文化符号也因此拥有了流动的生命质感。
向历史纵深处扎根的时候，摆在地方写作面前还有一个大坑需要跨越。不少地方历史写作容易陷入“地方叙事”的封闭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强调地方的特殊性，把地方史写成与国家历史无关的“独立发展史”，最终陷入自说自话的狭隘和幻象之中。《屯堡》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打破地方史壁垒，还原地方与国家复杂的脉动关联，始终把地方史置于整个国家历史的框架中书写。《屯堡》开篇并没有直接写屯堡，而是选择以朝廷的“南北榜案”这个看似与西南边地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作为叙事起点。明洪武三十年的科举风波中，五十一名中榜士子全为南方人，朱元璋为平衡南北利益，下令废黜南榜、流放考官、另录北榜，江南士子郝余良作为南榜倒数第三名，一夜之间从天子门生沦为被朝廷抛弃的边缘人，避祸入黔，投奔在屯堡任统兵官的二叔。这个切入角度本身就是对“地方史只写地方事”惯性思维的打破：屯堡的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边地发展史，它的每一步都和中心的政治脉动紧密相连。在这里，地方不再是国家历史的“背景板”，国家也不再是地方史的“外来闯入者”，二者是相互塑造的关系。国家的屯垦政策改变了西南的族群结构、生产方式，而西南的山地地貌、多族群生态也反过来改变了制度的本来面貌——严格的军屯制度慢慢松弛，卫所逐渐演变为民屯、商屯，中原的农耕技术、礼俗文化与西南的生存智慧、本土习俗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这种写法打破了地方史的封闭壁垒，让读者看到，所谓的地方史，从来都是整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边地的脉搏，始终和国家同频跳动。
做到了上述两点，还不足以保证作品的成功。如何让六百年前的历史复活，如何让当代读者与六百年前的人与事产生共情，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好在“诗高于历史”，史料中的历史是死的，甚至历史学者用学术话语讲述的历史也是死的，而文学却能写出“活着的历史”。在《屯堡》中，冉正万让历史具身化，以个体生命经验打通古今共情的通道，始终把个体命运作为历史的核心载体，让宏大抽象的历史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命体验，最终实现读者与历史中“遥远的他者”共鸣共振。主人公郝余良被时代洪流抛到边地，颠沛流离，命运多舛。郝余良的困境，本质上是所有普通人都会遭遇的生命困境：努力多年的目标突然落空，在陌生的环境里找不到安全感，在时代洪流中看不清自己的未来。冉正万忍不住道出自己的写作心诀：“我写的哪里是明朝故事？这分明是一个现代人如何与失败、错位、边缘化相处的过程。”这份跨越六百年的共情，恰恰是历史写作最珍贵的地方。它不需要刻意塑造历史的“厚重感”。诚实地写出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就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以身入局感同身受，意识到那些遥远的历史，其实依然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所谓“过去”，其实从未过去。此时，我又想起鲁迅先生，他去世前一个月写的《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诚哉斯言！
（作者系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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