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的诸多书体之中，草书历来被推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它超越文字的实用，将笔墨的韵律、情感与哲思推向极致，故代有大家，各领风骚。东汉张芝肇开今草，被尊为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承其绪而发其华，辉映千古，遂为后世不祧之祖。
至唐代张旭、怀素一出，狂草乃登峰造极。颠张醉素，纵横恣肆，一泻千里，气吞山河，把草书的抒情功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其后千载之间，黄山谷、祝枝山、徐青藤、王觉斯辈相继而出，各以绝技雄视一时，一部中国书法史，几近草书大师代代相传的壮阔长卷。
来到当下，草书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信息之便捷、展览之繁盛、交流之频繁，使古之书家梦寐难求的条件，今人唾手可得。于是习草者众，高手如云，草书创作呈现出风格繁多、个性鲜明的蓬勃气象，其规模与样态，实为前代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相比。
而在这一众今人草书家之中，有一位先生倍受尊崇，堪称毫无争议的草书大师，那便是张旭光先生。他以雄浑开阔的草书气象、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卓越的引领之功，赢得了书坛的普遍敬重，稳稳地立在当代草书发展的潮头，成为一代人仰望的标杆。
张旭光先生，字散云，一九五五年生于河北安新，其人在书坛之地位，绝非虚名。他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又执掌草书专业委员会，身负全国草书创作的组织与引领之责，其影响力遍及大江南北，有目共睹。
更难能可贵者，是这份盛名之下，有着扎实的笔墨作底。他精研二王，上溯晋唐，于历代草书大家无不临习揣摩，日课不辍，数十年如一日。其草书一脉正传，格调纯正，既不落旁门左道之野，亦无哗众取宠之态，于浮躁的风气中自守一方清正。
正因根植于二王正脉，张旭光先生的草书方有着一种难得的醇正与雅正。他不以怪诞惊人，不以狂野炫技，而是于法度之中求韵致，于平正之内寓奇变。笔笔有来历，字字有精神，观其书如见古人风范，又分明是当代人的气息，古意与新声浑然一体。
尤为可贵者，是他率先突破了二王行草书不宜作大字的传统局限。前人写二王一路，多限于案头尺牍，气象虽清雅而难入宏阔。张旭光先生却以雄浑开阔的结体、厚重遒劲的线条，把二王的精神气韵放大到巨幅纸上，实现了大字草书的气韵革新，开一代之新风。
这一创举，绝非易事。大字与小字，笔法迥异，气格悬殊。小字重精微，大字贵气势；小字尚流美，大字求沉雄。张旭光先生深明此理，遂在笔法上大胆突破，善用笔肚铺毫，辅以腕部扭转，令线条雄浑苍劲、力透纸背，于巨幅之间铺陈出一派磅礴开阔的天地来。
于是他的草书，既有小字所难以企及的雄浑气格，又保留着二王一脉的灵动韵致。厚重而不失潇洒，沉雄而兼具文气，正如古语所云绵里裹铁、刚柔相济。这种雄浑与精微兼得的境界，正是当代大草最难得的造诣，也是其毫无争议的根本所在。
这份造诣，为他赢得了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术奖的殊荣。此奖为全国书坛公认的顶级荣誉，能获此奖者，其艺术成就自是不言而喻。张旭光先生得此殊荣，恰是对他数十年艺术耕耘的肯定，也进一步坐实了他在当代书坛不可撼动的大师地位。
而大师之谓，不止于笔墨。张旭光先生亦以深湛的学养与宏阔的胸襟，立身于书坛。他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清华大学书法艺术工作室导师、中央美院客座教授，传道授业，桃李满门，将草书之道播撒四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书之人。
他之论书，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草书须以气韵为主，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提出诸多深契书法本体的观点，为当代草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既是卓有成就的实践者，又是洞见深微的思考者，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由是观之，张旭光先生堪称集创作、理论、教学、组织于一身，这在当代书坛殊为难得。他以一支笔立身，更以一片公心立世，甘为人梯，乐育英才，为整个时代的草书发展倾注了心血，其引领之功，早已超越了个人的艺术成就本身。
正因如此，他的草书大师之名，才显得那般坚实而不可动摇。这不是某一家一派的推举，也非少数人的私誉，而是建立在其艺术实绩、学术造诣与人格风范之上的公论。众望所归，众口一词，方称得上真正的毫无争议。
反观时下，书坛论争纷起，相互贬抑之事时有发生，能免于争议、获致普遍首肯者，愈发珍稀。张旭光先生却以其温厚的人格与过硬的笔墨，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门户之见，赢得了最广泛人群的尊重，这份超然与从容，正是大师气象最动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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