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北京紫禁城内，乾隆皇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睿亲王封号，同时重新厘定清代宗室爵位的承袭规则。这个决定看似只涉及一位已故亲王，实际却牵动了贝勒、贝子等各级宗室爵位。
也正是在这次调整之后，“铁帽子王”才成为一个明确的历史称谓。亲王、郡王之中，只有得到特殊认可者，才能世袭罔替。于是问题随之而来：既然王爵有铁帽子，贝勒和贝子是否也有同样的待遇？
答案是有，但称呼并不完全相同。
清代宗室爵位并非一开始就划分得十分细密。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女真贵族主要依靠血缘和军功确立地位，贝勒已经是宗室中极高的爵位。到了天命后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人被称为大贝勒，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岳托等人也位列贝勒。
那时的“贝勒”，既是爵位，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入关以前，八旗贵族共同议政，贝勒身份往往与统兵、理政紧密相连，还没有后来那套整齐的宗室等级。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把宗室爵位制度重新整理为十二等。从亲王、郡王，到贝勒、贝子，再到镇国公、辅国公以及各级将军，等级逐渐清楚起来。
其中，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属于“入八分”爵位，拥有较高的礼仪和政治待遇；其余爵位则列为“不入八分”。帽顶、补服、仪仗和朝会班次，都要依爵位高低区别对待。
早期的承袭方式，对宗室子弟相当优厚。亲王嫡长子可以承袭亲王，其他嫡子降为郡王，侧福晋所生之子则授辅国公，庶子按规定授予相应爵位。一个亲王若子嗣众多，宗室中便可能接连出现多个拥有爵位的后代。
这种办法在清初尚能维持，但宗室人口一多，爵位数量便迅速增加。康熙年间，朝廷不得不收紧承袭规则。亲王除嫡长子承袭外，其他儿子一般不再按照原有身份层层分封，而是统一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一类。
康熙帝还规定，部分宗室子弟必须参加骑射、翻译等考试。能否保住相应爵位，不只看血统，也要看实际能力。有人骑射不精，便会被降等；有人虽出身显贵，却未必能够享受父辈的全部待遇。
“爵位会不会一直降下去？”据清代制度记载，答案也不是无限降低。康熙朝的规则中，贝勒以下可以降至辅国公，辅国公以下降至奉恩将军，达到规定等级后，便可世袭。这种承袭方式，后来被称为“降等世袭”。
乾隆时期，朝廷又把宗室爵位分成军功封爵与恩封爵两类来看待。乾隆认为，凭开国功劳取得爵位的宗室，与后来因皇室恩典受封者，不能完全采用同一标准。于是，乾隆四十三年成为制度转折点。
开国诸王的爵位，被确定为世袭罔替；其他亲王、郡王则大多仍须降等承袭。多尔衮恢复睿亲王封号，也带有追认开国功勋、重新确认宗室功臣地位的意味。此后，所谓“铁帽子王”才真正固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世袭罔替并不只属于亲王和郡王。乾隆朝的制度还明确，具有开国功劳的贝勒、贝子，同样可以获得不降等承袭的待遇。杜度、彰泰等宗室功臣的后代，便属于这一类。
但清代正式文书中，并没有像“铁帽子王”那样普遍、固定地使用“铁贝勒”“铁贝子”这两个称呼。民间和后来的历史叙述，为了说明其爵位能够世袭罔替，常把这类贝勒、贝子称作“铁贝勒”“铁贝子”。严格说，它们更多是便于理解的概括，而不是清代统一规定的正式爵名。
还要注意一点：世袭罔替并不等于后代永远拥有祖先原有的政治权力。清代宗室爵位虽然可以不降等，但领爵之人能否任职、是否掌握旗务，仍要受朝廷控制。爵位可以传承，权力却未必照旧。
因此，清代确实存在贝勒、贝子世袭罔替的情况，只是数量更少，依据也更严格。王爵因开国功勋形成“铁帽子王”体系，贝勒、贝子则主要依靠特殊军功得到承袭资格，二者同属世袭罔替，却不是完全相同的制度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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